台灣博物館史第一部博物館法日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這部博物館專法,開宗明義即說:「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能與國際競爭力,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並表徵國家文化內涵,特制定本法」(第一條)。
博物館法的通過使台灣的博物館事業往前邁了一步,但能否達到前述的目標,仍有待政府部門及博物館的實踐。
從歷史的角度,博物館的興起與國家機器的介入有關,它的蒐藏及展示內容,成為宣揚國力與文明的重要環節,因此,博物館的發展史也是政治史、社會文化史的一部分。觀看西方國家重要博物館的展示、典藏,有不少是從殖民地搜括而來的歷史文物,在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博物館流連,有如反芻近代文明演變,以及十八世紀以降的國際競逐與人文思潮,同時反映帝國主義對外擴充的殖民史。
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指出: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在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這些工作的表現,就是一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成果。作為被殖民者,台灣博物館發展史滿佈歷史滄桑與政治因素。
日治初期出現在台北城內表町的台灣博物館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前身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而後更名為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附屬紀念博物館,所典藏與展示的文物,係台灣本土調查所蒐集的動植物、人類學標本,部分掠奪自南洋其他國家。對日本來說,這座博物館是帝國對殖民地子民與本國國民展示權勢的場域,對台灣而言,它保留殖民主義標幟下走向現代化的印記。在一九四○しろまる年代末的後殖民情境中,舉世聞名的故宮博物院出現在台灣,除了顯現中國歷朝皇室貴族、士大夫的生活風貌,亦見證了國共內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倉皇辭廟,文物播遷的歷史場景。
隨著國際政治與社會變遷,形形色色的博物館林立,博物館的意象與功能逐漸多元化。戰後台灣興建的博物館避開殖民地的陰影,著眼於空間與形式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性,博物館不僅是文物保護、展現的中心,也應該是文化反省的場域。
今日台灣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號稱七百座,有雄偉壯闊的故宮博物院,也有散落在偏遠鄉鎮,一年只開放幾天的地方文化館。每個館有各自的宗旨及營運重點,不過,除了幾個著名的公私立博物館,多數體質不佳或尚未建立特色,很容易被不瞭解博物館生態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與媒體打為「蚊子館」。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大財團的藝文贊助事業─從台新藝術獎談起 | 更多文章 )
從前述博物館法立法宗旨來看,提升民眾的涵養是博物館存在的重要目標,幾年來許多知名博物館開始不收取門票,並關注如何實踐博物館的社會參與。然而,諷刺的是,一向喜歡「師夷長技」的台灣政府經建發展部門卻反其道而行,以國家財政困難為由,推出「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不僅企圖縮減公立博物館或文化館的預算,還要求增加自償率到30%以上。
行政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層批評文化部門及文化人不懂科技,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文化內容如何滿足高科技產品需求,所追逐的是經濟發展、硬體建設、報酬率,忽略文化內涵才是國家長期發展的最重要資產,這種現象其實也凸顯政府施政缺乏人文思維。再仔細觀察,喊出前述「高論」的官僚,正是日前在立法院公開表示「可惜聶隱娘未能跟週邊的文創產業結合在一起」,被罵翻天的國發會副主委,那麼,他會提出這種怪異的「規劃方案」就不足為奇了。
博物館法通過之際,「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也積極推動,依它的計畫審查邏輯及運作機制,文化部門能落實好不容易通過的博物館法?博物館又如何能有充分的資源,透過策展等方式,善盡其關懷社會弱勢文化的責任?長此以往,多數博物館為了生存,大概只能切割場地,對外出租,空地當作停車場,還要大量開放文創商品、紀念品賺錢養活自己?
在這個關鍵時刻,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所長陳佳利教授即將出版的著作《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對博物館的論述觀點與舉證案例適時提供政府部門與博物館界參考。
陳教授以英國的博物館扮演的文化參與角色為核心,對照台灣的相關政策、措施進行論述。首先討論「英國文化政策與創意實踐」,她特別舉一九七〇年代法國所發展的由社會隔離(Social Exclusion)演變而來的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政策,說明以往社會學家只偏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促進各個階層享有基本的物質保障;晚近的社會隔離概念關心的議題則是「關係」,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上所能得到的各種資源、網絡,而不僅限於經濟或物質層面。社會平權更直接挑戰弱勢團體所承受的社會隔離,強調在保障基礎物質平等外,促進弱勢族群、邊緣團體,尤其是偏遠地區或身心障礙、窮苦、年老及少數族群文化參與的平等權。
書中亦討論文化政策如何加強全民參與及文化資本,而博物館如何成為這個政策實踐的重要場域。其第二部「身心障礙者之文化參與」,透過英美澳及台灣等地幾個博物館的實際案例,探討博物館與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權,並就參觀與展覽內容的可及性,及展覽主題與身心障礙之相關性進行剖析、檢討。第三部以「展示邊緣者的聲音」為主題,分別舉精神障礙、漢生病及奴隸販運的展覽個案,探討博物館如何運用展示的多重影響力,改變大眾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與族群歧視。
近年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權逐漸重視,文化部從文建會時代就一貫辦理文薈獎,鼓勵身心障礙者從事文學創作,或針對視障者製作文學作品點字書、有聲書。不過,博物館界仍鮮少注意到精神障礙者的需求,以及博物館對他們可能產生的正面意義。博物館如何作為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的實踐空間?較容易執行的是改善硬體環境,如電梯、無障礙坡道等......。至於展覽內容的策展、設計等,則需仰賴專家的參與。
陳教授在《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列舉的英國經驗不等同於台灣經驗,英國或其他歐美國家、日本的博物館發展環境也與台灣不同,很難移植或完全對照比較,而在推動文化平權時所可能面臨的若干困境,包括博物館館員不認為有必要將社會工作納入營運範疇,或許也會在台灣發生。儘管如此,她所揭櫫的新趨勢、新觀念案例,以及身體力行的實務操作,值得吾人深思。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大財團的藝文贊助事業─從台新藝術獎談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