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習近平和兩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蔡奇出席大會,這也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1955年成立以來最高規格,可見新疆的戰略地位在中共高層心中如此不一般。
新疆多年來的發展不僅僅依靠政策和經濟上的扶持,更多是得益於北京在該地實施的維穩政策,一定程度上還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借該地的一種制裁形勢而改變。從此前的報道中,就提到過「新疆維穩一直是長期永恒的話題」,若講維穩這里對於大陸其他地區的政法機關而言是一個很好學習經驗的地方。
少數民族邊疆問題是新疆治理的最大難題
從毛澤東時代起講的「楓橋經驗」到如今「網格員的發展」新疆早已將此運用的淋漓盡致,多年來各地選派到新疆的援疆幹部除助力當地發展外,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學習維穩治理經驗。新疆的治理還牽連出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民族邊疆問題」,這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很少研究的話題,原因之一就是該話題觸及上層政治利益居多,但也有不少大陸高校學者采取迂回的策略從社會議題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
多年來新疆經濟的發展除依靠內地多省市援建,另外還要靠中央政府的惠疆政策,多年來新疆的官員始終認為「經濟發達了,治理就不成難題」。這可以從援疆幹部身上看得出來,一些援疆的幹部在受訪中指出「去新疆發展無非就兩點,要麽回來升上去;要不就是犯錯誤被貶到邊疆。這似乎與古代中國歷史上,朝廷貶官發配到邊疆流放一樣,但是在現代中國政治環境中,被貶還是要得到一定的照顧」。
縱觀歷史發展,從清朝時期左宗棠收覆新疆一直到後期民國初年,民國政府設立新疆府,再到中共建政之後,共軍進疆平定叛亂,其實新疆一直不穩。從民族構成上看,是因為新疆的少數民族眾多才成為北京多年來使用外界看似不理解的「治理手段」。
中美借新疆問題成為人權外交的新主張
這些治理手段也成為中美間一種人權外交的藉口。無論新疆再教育集中營是否到底存在還是美方出台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以及即將出台的《維吾爾種族滅絕問責和制裁法案》都止不住華府方面在涉及中國人權問題上開刀。
一方面北京方面認為這些向美國乞求保護的「新疆人士」並不代表新疆全部,而是美國出於外交私利向中國施壓的手段;另外一方面美國認為這些「新疆人士」可以成為未來制衡中國發展的力量。
由此,新疆本身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成為中美間爭奪人權話語權的算盤。
另外,從此前大陸國務院發布的《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實踐》中也可以看出,新疆的發展絕對不能淪為西方國家指責的借口。在白皮書中提到,2012年以來新疆反分裂鬥爭取得顯著成效,連續多年沒有發生暴恐事件,扭轉了過去一個時期暴恐活動多發頻發的局面,社會大局實現由亂到穩、由穩向治的歷史性轉變。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習近平突訪新疆70周年!從「再教育營」到新質生產力,外國制裁加劇就業危機? | 更多文章 )
這樣的變化,也是中美從經貿分歧、到社會制度分歧、再到人權外交博弈中的一個新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