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因浩鼎案被檢調移送,列為背信、貪污被告,消息傳來,我們每週「經典閱讀」的讀書會變得無法專注,雖然我們讀的正好是「儒林外史」。
本事務所的好學之士開砲了:「包老闆,你看儒林外史裡有沒有可以和翁啟惠相比擬的人物?能不能從裡面找一點歷史教訓?」
我說:「和翁啟惠中研院院長的位階相比,儒林外史的那些窮儒生都是小人物,他們奔走鑽營,醜態百出,雖然逗趣,卻也讓人憐憫。那些底層讀書人掙扎求存和翁啟惠對照,反而顯現出巨大反差。今天中研院這個狀況倒是可以寫一部「儒林近史」,開中華文化之先河。」
柯式引說:「包老,應該是『台灣儒林現代史』吧?」
我說:「中研院是一個有八十多年歷史的機構,翁啟惠是第八任院長,如果順便討論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中研院院長選舉機制,都必須溯源到1928年以來的流變。討論這個事情不能『去中國化』!」
「包老,你就講講古吧!」
「今天沒有太多時間,也沒有必要向各位介紹歷屆的院長,我只介紹一下第一任院長蔡元培。」
「蔡元培原來是前清舉人,浙江紹興人,年輕的時候就是個隱性革命份子,曾經和『鑑湖女俠』秋瑾秘密聯絡,他躲在一個秘密角落,研究如何製造炸彈,想要刺殺大清王朝的皇親國戚;這裡出現第一個有趣的對比,蔡元培一度也想學化學,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製造炸藥,搞刺殺,這個與現在的中研院『化學幫』很不一樣,現在是要搞生物科技技轉、賺錢。」
「國父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後,蔡元培四十多歲,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但由於政見紛爭,人事傾軋,軍閥干政,他憤然離職,遠避法國,到了1916年年底才又應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之任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北京一些官員和御用策士深感震驚,做了這樣的評論:蔡元培之入主北大於北洋政府而言『無異豬八戒肚中吞了一個孫悟空。』,果不其然,蔡元培並不受北洋政府官員歡迎,但是,蔡校長仍堅持把原來故宮腳下的「京師大學堂」從一個養成封建候補官僚的舊衙門改造成一個現代大學,成為後來中華大地上所有大學的先行者。他就任時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不只成為以後眾多民國學人終生擁抱、生死以之的標竿,也是後來建構中央研究院的嚆矢。後來1923年因為北大教授入閣為財政總長的羅文幹被羅織入獄,蔡元培實行『不合作主義』,宣布辭職抗議,再度遠走歐洲(還好那時候不時興『出境管制』),北大校長一職一直虛懸,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但蔡元培就是不吃回頭草了,可見風骨之一斑。」
「1928年4月10日,剛好是浩鼎案爆發的八十八年前,中央研究院由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院長,轄下有七個研究所,分別是地質所、天文所、氣象所、物理所、化學所、工程所、社會科學所。往後九年間,一直到對日抗戰爆發,蔡元培所創立的中研院各所,以及北京大學引領全國所開創的新式高等教育與研究風氣,為中華民國的學術研究帶來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黃金十年」,地質學、考古學、植物學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站穩一席之地。」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八一三松滬戰役爆發,兵火塗炭,以上海為主要根據地的中研院淪陷敵手,蔡元培一家老小由上海搭船逃往香港,他化名『周子餘』隱居(和最近爆紅的周子瑜只有一字之差!),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研院事務,此時各研究所漂泊於途,遷往大後方,他是幕後的「藏鏡人」。他於二十七年二月在香港召開抗戰時期的首次中研院院務會議,這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病體支離中,仍應宋慶齡之邀,發表演講,基本上是打算向香港及國際友人告別,因為將離開香港前往昆明或重慶,與同仁會合。想不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一九四零年早春,他的女兒蔡威廉,一位留法歸來的美術家,因手頭拮据,兼以醫療資源匱乏,在流亡昆明途中因難產撒手人寰,臨死百痛之際,她在牆上反覆疾書『國難、家難、國難、家難......』,消息傳來,蔡元培院長痛徹心肺,數日後口吐鮮血,昏厥在地,雖急送醫院,藥石罔效,三月五日溘然長逝。」
「今昔相比,同為院長女兒,均為畫家,早的那一位死於流亡途中,兒孫俱滅;晚的這一位成為股票炒作人頭,遠寓異國。命運大不相同,令人唏噓!」 (相關報導: 風評:羅瑩雪的一千萬VS翁啟惠的三千張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