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思忖,我寫的這些故事,這些關於藏人的故事,這些關於藏人於當今時代仍經受著許多民族曾有過的苦難的故事,在這偌大個世界,會有多少人願意停頓一下,聽一聽呢?
那年,藏曆土鼠年八月某日,貢嘎機場檢查森嚴,母親抑制著淚水,與我額頭相觸,以示告別。「現在的拉薩已不是去年的拉薩了,現在的妳也不是去年的妳了......」耳邊響起這意味深長的哀歎,讓我猶自神傷。旋即,鐵鳥扶搖著巨碩的翅膀離去,一首纏繞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弔詭地在內心響起:「金色的大雁喲,你快快飛快快飛,飛過了雪山,請你帶上喲,心愛的雪蓮,捎給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隨著歌聲,我寫下一首詩:
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已是一座恐懼之城;......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盡在呼吸之間、心跳之間,盡在欲說還休之間、無語凝噎之間;......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
其實「拉薩的恐懼」,緣於北京。其實我想念的,從來都是拉薩。其實這幾年來,這些年來,這五十多年來,拉薩乃至確喀頌(藏人所稱的全藏地),成了淪陷之地。
我知道燕子,是的,我說的是身為漢人的劉燕子女士,我知道她願意傾聽這些故事,願意化血為墨,將這些故事翻譯成日文,轉述給日本這個我從未去過的國家。事實上,更早以前,我依據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而完成的紀錄之書《殺劫》,正是由燕子和藤野彰先生翻譯成日文,由集廣舍的社長川端幸夫先生出版的。有朋友在給我的信中說:「在日本,百萬中國人,只有燕子一個人在孤軍奮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作家良心和良知的立場。」
日本的一些西藏研究學者,檢視我講述的西藏故事是否可以做為「學術研究」的物件,但好像失望了。據說問題出在「客觀性」與「資料」方面。對此,王力雄(他雖然是我的丈夫,但也是西藏問題的研究者)說:「如果做為學術,可以這樣挑剔,學術是不應該有感情的,但是唯色不是在做學術,她寫文章正是為了感情—她的感情和西藏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一種生命。生命不需要符合學術的規範,相反,學術應該去研究生命。」
我承認,我講述這些故事都是飽含感情的。我甚至常常傷懷落淚,是因為這麼長時間以來,總是聽到我的族人們不是被火焰焚身,就是倒在軍警的子彈之下。我在推特上寫過一句話:「我是一個無能的人,......在生命消逝的數字面前,我完全束手無策。......我什麼都不會,只會記錄,但是現在,記錄都來不及。」
有一天深夜,我久久地看著網路上所發布的,自焚犧牲的尼師—丹真曲宗的照片,淚如雨下,都說才十九歲的她聰穎好學,是寺院裡佛學最好的尼師。如果她不出家,也是草原上美麗的牧女。如果我有孩子,差不多是她的年紀。還有一張照片是她小時候騎在自家的犛牛背上,這麼可愛的孩子殉道了,人人都會為之心碎。如果不是聲稱「解放」了西藏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寺院裡又是「升國旗」、「掛領袖像」,又是逼著西藏的僧尼們人人過關,簽字畫押地「愛國愛黨」、「揭批達賴分裂集團」,請捫心想一想,韶華純潔的她會自焚嗎? (相關報導: 達賴喇嘛聲稱不再轉世 中國高分貝批「對藏傳佛教的背叛」 | 更多文章 )
我承認,我是詩人,而且多年前(那時我是《西藏文學》的編輯),我一度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裡,執著於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自認為詩人或者藝術家高於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二○しろまる○しろまる三年在中國出版,卻被當局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成禁書)中所寫:「......可是我身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樑,『光榮』和『無為』,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而我所認為的「光榮」,不只是詩人的「光榮」,更是良知者的「光榮」。
良知者是需要正視現實與歷史的,現實和歷史卻是非常冷酷的。身為詩人,在西藏時時刻刻感受到的是與現實和歷史之間的緊張。最終這種緊張粉碎了將我包裹的「象牙塔」,使我的詩開始觸及現實與歷史,並有了一種敘事的風格。二○しろまる○しろまる四年的秋天,我寫下長詩〈西藏的祕密〉,這是獻給現實中承受苦難的家園與族人的詩,也是寫給現實中「沉默的大多數」包括我自己的詩。其中寫到:
我素來噤聲,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來就在解放軍的號聲中成長,
適合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紅旗下的蛋,卻突然被擊破。
人到中年,遲來的憤怒幾欲衝出喉嚨。
紛飛的淚水只為比我年輕卻蒙難的同胞難以止住。
......
但我依然緘默,這是我早已習慣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憑什麼呢?有誰說得清楚?
其實人人都這樣,我理解。
有人說:『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
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
那麼書寫吧,只是為了牢記,這可憐巴巴的道德優越感,
我當然不配,只能轉化為一個人偶爾流露的隱私。
遠離家鄉,身陷永遠陌生的外族人當中,
懷著輕微的尷尬,安全地、低聲地說:
細細想來,他們與我怎會沒有關係?!
而我只能用這首詩,表達我微薄的敬意,疏遠的關懷。
有時候我思忖,是不是關於我是詩人,而且是那種「沉溺於唯美主義的詩人」的說法,隱含著對我所講述的西藏故事予以「否認」的意思?即是在暗示,詩人或做為詩人的唯色,總是分不清現實和想像,所以故事中更多的是情緒或臆想,不足為憑。
這可能是我講述的並不是那種或者被神祕化、或者被妖魔化的西藏故事,而那樣的西藏故事屢見不鮮,且被各種立場、各有選擇地樂於常見。尤其是中國的諸多西藏研究者,一味地批評西方對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結」、「香格里拉迷思」,卻根本不對自己所在的國度、社會、體制素來將西藏妖魔化的傳統批評半句,更不去反思為什麼在今天西藏的大地上,無數走上街頭、縱馬草原的抗議者,接二連三地將自己化作沖天火焰的自焚者,幾乎都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藏人。
真的很抱歉,我並不是非要講述讓人感覺不自在的西藏故事。但當年,在我離開了詩歌的「象牙塔」之後,我便堅持這樣的寫作理念—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儘管我很希望有一天,給讀者描述的是我雪域高原在自由的陽光下煥發的極致之美。(—本文為日文版《西藏的祕密》出版時致日本讀者的信) (相關報導: 達賴喇嘛聲稱不再轉世 中國高分貝批「對藏傳佛教的背叛」 | 更多文章 )
編按:唯色,女性,藏人,1966年出生於文革中的拉薩,曾擔任《西藏文學》編輯,2003年,因散文集《西藏筆記》(繁體版《名為西藏的詩》,大塊文化出版)的批判言論,被限制出境,書亦遭查禁。
西方學者認為唯色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運用現代傳媒表達觀點的第一位藏人」。繁體版著作包括《殺劫》、《西藏記憶》、《看不見的西藏》、《聽說西藏》(皆為大塊文化出版)等。
曾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二○しろまる一○しろまる年度新聞勇氣獎、二○しろまる一二年德國之聲博客大賽「記者無疆界」公眾獎、美國國務院二○しろまる一三年度「國際婦女勇氣獎」等諸多獎項。
*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樂土背後:真實西藏》(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