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資本家們的趴踢閒聊中很少談到稅率的問題,因為和企業稅或者所得稅比起來,新創面臨其他更多困難許多的挑戰:募資、招聘員工、取得訂單、追求成長、降低用戶流失率⋯⋯等。單純就稅率來說,許多獨角獸新創到上市或者出售也都還在虧損的狀態,企業稅課不到它們身上,而對於創業家和投資人來說,所有可能的回報都來自資本利得(capital gain),而且少則持股三四年,長則十年以上,所以所得稅的部分也都符合美國長期資本利得稅條件,有效稅率介於0%到20%之間,遠遠低於大多數受薪階級的有效稅率。
但是暱稱AOC(非關艾德蒙)、眾議院史上最年輕的女性新科議員亞歷山德里婭・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1989-)最近提出的70%最高邊際稅率議題,卻引起了我周遭許多風險資本家朋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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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讀者應該都已經注意這則新聞,乍看之下70%似乎是很高的稅率,但如果了解到:
(一)這是邊際稅率,而歐加修-寇蒂茲眾議員提議的課稅門檻為一千萬美元,換句話說是應稅額超過一千萬美元的部分才課徵70%
(二)在雷根開啟右派供給面經濟學意識形態的時代之前,美國歷史上長期有過相同或者更高的最高邊際稅率(見下圖)
那麼這個70%看起來就沒有那麼驚人。
由上圖可以看到,淺綠色的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除了兩戰之間曾經降到25%左右以外,在1936年調高到接近79%後,一直到雷根上任的1981年為止,長達45年的時間從未低於70%過。而這段時間美國也經歷過二戰勝利、嬰兒潮和伴隨而來的經濟高速成長,一躍成為無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強權。
如果我們相信歷史會重複,那麼上面這個事實駁斥了雷根以及一干供給面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稱其為「巫毒經濟學」——支持者的「高稅率會導致工作意願下降、經濟衰退」的說法。
但從雷根時代大幅調降邊際稅率以來三十多年,在美國不管左派右派都沒人敢提議調高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常態在七字頭以上的邊際稅率,就這樣一路降到跌破四字頭。任何政客敢提議提高邊際稅率,立刻就會有一堆人(不管自己有錢沒錢)出來痛批共產。
然而金融海嘯十年過後,在川普反動風潮造成的刺激,以及千禧世代崛起的環境下,這個禁忌終於被打破了——根據一些最近的民調,歐加修-寇蒂茲眾議員這個提案竟然得到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支持,這在向來(不無盲目地)反對大政府和高稅率的現代美國,真的是讓人跌破眼鏡的發展。
認識我比較久的朋友都知道,我長年反對共和黨的供給面(偽)經濟學,一直到川普當選之前,我對於共和黨各種帶著知識和學術面具操控政策議題的伎倆都感到十分不齒。川普當選之後我則覺悟到,許多共和黨政客(以及他們的選民)可能根本連我這樣的不齒都不值,所以我也就進入到不想再浪費口水的階段。但是70%最高邊際稅率這個看起來非常反共和黨的提案,對於新創和風險資本的影響我覺得卻是應該仔細討論的。 (相關報導: 楊建銘專欄:基金管理費也要資源回收? | 更多文章 )
首先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果長期資本利得稅率不動,70%最高邊際稅率其實對創業家和風險資本家影響微乎其微。
原因很簡單,創業家在取得成功後所創造的巨額財富,鮮少是來自薪水或股利,大多是來自出售自己創辦公司的股票,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利得。這些股票持有時間都遠遠超過一年,出售這些股票所賺到的錢是長期資本利得,最高稅率20%,遠比一般中產階級的有效稅率低很多。
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許多成功的科技公司,就算開始獲利了也不太喜歡發股利,因為發放股利創辦人就會拿到大量股利現金,這些股利現金收入會被併入薪水以及其他正常收入,按照現有所得稅邊際稅制。以單身申報來算,超過510,301ドル的部分會被課以37%的最高邊際稅率。反之如果不發放股利,公司股價和市值基本上會反應留存在公司的股利總值,需要現金時再改成出售部分股票,這樣一來最多只會被抽20%長期資本利得稅。
當然在金融理論中,股價如何反應股利發放,理論上市場會考慮到所有投資人的稅率狀況,不會全額反應保留盈餘。但反過來說,市場大多會把保留盈餘視為公司仍然有成長(投資新科技新事業)的空間,因此會給予更高的本益比,造成不發放股利反而股價會更容易上漲的詭異現象,創辦人再透過售股換現金,等於在價差和稅金上兩頭賺。
小結來說,按照現有資本利得稅制,就算調高邊際所得稅到70%,對於創辦人也不會有影響。那麼對於風險資本家呢?
2012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對決尋求連任的歐巴馬,敗陣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就是他的稅務狀況:作為一個私募基金管理合夥人和億萬富豪,他長年的有效稅率都只有15%左右,遠遠低於一般中產階級。和打死不願意公開報稅資料的川普不同,身為虔誠摩門教徒的羅姆尼的低稅率一切合法,但其有效稅率之所以會這麼低,是因為在美國私募基金的管理合夥人主要的收入都來自於基金獲利分紅(carried interest),這些分紅是根據基金成立時管理合夥人們認購的基金管理合夥人股份,而私募基金最大的獲利也都來自資本利得,因此這些股份所產生的分紅也被歸為資本利得。既然持有時間絕對都超過一年,這些紅利也就享有長期資本利得稅,在當時就是15%,因此羅姆尼不需要逃稅避稅也可以享有低稅率。
風險資本基金的法律結構和私募基金相同,所以風險資本基金的管理合夥人們主要的收入如果來自基金分紅,當然也都會是長期資本利得稅(現行制度最高20%),不會受到邊際稅率調高影響。
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稅制漏洞(loophole),川普競選總統時曾經宣稱要把這個漏洞給堵起來,但在他當選後的稅改(其實是降稅)政策中,並沒有如其承諾堵住這個漏洞——這很意外嗎?——所以今天美國私募基金和風險資本基金管理合夥人們仍然享受著較低的長期資本利得稅率。
所以結論來說,和創業家一樣,風險資本家也不受調高邊際稅率到70%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在聯合廣場風險資本管理公司的弗烈德・威爾遜,在討論歐加修-寇蒂茲議員這個提案的〈 資本主義和不平等〉一文中,罕見地繞了半天,要罵不罵地,就是不講清楚他反對這個邊際稅率。因為實際上按照現行資本利得稅,就算這個邊際稅率通過,對於他個人(以及他投資的許多獨角獸新創的創辦人)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所以邊際稅率調高到70%會不會影響到創業家奮鬥的意願,甚至扼殺創業精神,在長期資本利得稅不動的狀況下根本就是個假議題。我才會驚訝於這麼多風險資本業同行紛紛對這個議題發表意見,或許他們擔心的是這個閘門一但打開,下一個真的被動刀的就是關係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長期資本利得稅了。
「講那麼多?你自己也是風險資本家啊!」讀者揮舞著滑鼠對我咆哮。
是的,但在法國我們並沒有美國那(感謝有錢人好朋友共和黨的)變態低的長期資本利得稅。在馬克宏總統的稅改之後,法國居民的資本利得稅可以從兩種申報方式選擇,要不就是選擇固定稅率30%,要不就是選擇繳交17.2%的「社會貢獻」(social contribution),然後獲利的六成併入個人所得稅,按照所得稅申報。
不管是哪一種,都不會像美國現行20%那麼誇張地低,更遠遠高於羅姆尼當年的15%——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放砲完全問心無愧! (相關報導: 楊建銘專欄:基金管理費也要資源回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大學電機畢業,在台灣、矽谷和巴黎從事IC設計超過十年,包含創業四年。在巴黎工作期間於HEC Paris取得MBA學位,轉進風險投資領域,現為Hardware Club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