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投資旱渴症」(in time of investment dearth)正在持續惡化,已嚴重銷蝕整體經濟成長動能,值得大家戚憂擔心。
惡化中的臺灣「投資旱渴症」
資金外逃,加上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卻步不來投資,是造成過去二十臺灣經濟放緩,對外競爭力衰退,以至2015年經濟勢必定出現保一不保難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外資對任何一個成長中或繁榮中的國家經濟發展,都著有極其關鍵性影響。然則,當我們今天看到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占GDP比率,全世界的平均值是33.6%,而臺灣卻祇有13%的嚴重偏低水準之時,就更能讓人明顯察覺到,不過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臺灣已從「外資爭相投入熱病」中急遽轉變成為「投資旱渴症」國家,充分映現出今天「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的問題惡化程度,究竟有多麼嚴重的了。
臺灣吸引外資表現一路下滑
2015年11月下旬聯合國UNCTAD甫發表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開發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的流入總金額,首度超過了先進經濟體的總合,計成長了1.6%而達到6,810億美元;相對的,後金融海嘯的先進經濟國家社會,則大幅度衰退了28.4%。
其中最引起國人關注與在意的正是,2015年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表現,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劇降到了大排尾的倒數第五。
這項如此糟糕的成績表現,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好些年,早在2011年時,就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跨國企業公司大量出脫資產,使得當年臺灣FDI,首度出現了歷史性赤字記錄,使得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排名,退到全球快墊底的第210名。此後,臺灣吸引外資表現就一路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外資對臺灣大卻步?為什麼外資不再像1980年代一樣繼續熱烈擁抱臺灣?而卻要躲避臺灣,見到臺灣就拐彎?的確是個最引人關注的大哉問題。
給國際社會「不友善外資」的強烈印象
最近幾個月在臺外商協會陸續發布的建言報告書,事實上都已給出了背後的真實答案。其中,尤以日本工商會的建言書,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11月6日發表的2015年對臺灣政府政策「白皮書」,「直言三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友善」引申而成為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歡迎」,不啻道盡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外資「見到臺灣就要拐彎落逃」的背後深層原因。
之所以會普遍給予國際社會帶來「如此強烈印象」的「不歡迎外資」「不友善外資」具體事證,仔細分析起來,主要都是應該歸咎於政府公共部門在治國理政作為上的「誠信喪失」與「普世價值悖離」所致,具實言之,最嚴重的是,可以呈現在這段期間政府政策的「三大不賡續性」或者所謂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三大不確定性」,以至讓外人外資感到真正「不友善」與「不受歡迎」,乃望臺灣而卻步,甚至於讓既在臺灣的外人外資要為之大出逃。 (相關報導: 林建山專欄:臺灣最後堡壘半導體產業江山的崩塌危機 | 更多文章 )
失去清晰願景與大策略大方向的國家
第一是,臺灣已被認為是沒有願景與方向的國家社會。目前臺灣的整體國家經濟政策,既完全讓人無法看得到清晰未來願景,也嚴重欠缺整體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感。參照歷史演進之驗證,國際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所以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進行較為永續性長期投資,最需要的是一個前提要件,就是必須確認這一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具有持續發展高遠願景,以及能夠實現發展願景的具體政策之完整樣貌,也就是說,在過去這二十年間,外人外資看臺灣,與1980年代以前所見,已然大為不同。看李登輝「戒急用忍」及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而馬英九「跟進保護主義」,已然嚴重造成了過去二十五年,在臺灣令國人痛心、讓外人外資完全失去信心的「政府政策祇顧眼前理盲民粹與自私抗爭,完全喪失了面對未來的長遠願景,也根本失去了應有的一致性策略之整體規畫」的難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外人外資卻步,國人國資也不敢放手。
在多數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的眼中,臺灣政府部門所提出的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大多屬為零散瑣碎的個別性策略,不但缺乏整個國家一體共有的未來願景及整體性一致推展政策,尤其更加嚴重的是,還經常祇因為媒體報導、民嘴爆料或並不具有太高代表性的局部激進社會民粹的抗爭主張意見,中央政府既定政策或長期計畫方案措施,就可以「立時跳下馬來」,一夕之間豬羊變色地通盤變更或全面撤銷,特別是今天最為緊迫必要的兩岸政策、少子化暨高齡化並臻效應衝擊下的人口政策及國家人力資本政策,乃至臺灣絕對高度永續依存的國際經貿課題上,讓國人也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都同樣「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有任何大願景大方向的存在,凡此等等無一不讓國人外商在臺灣,都根本沒有辦法擬定具有更高更遠的策略性中長期投資計畫。
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問題嚴重
第二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沒有政策承諾能力的國家社會。在臺灣,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連續性」、「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政府締訂契約方式之完全悖逆國際商業契約基本理則」,祇要遇有政權更迭、首長交替,動輒就會爆發「政策大變動」「政策大扭轉」的戲碼不斷,甚至是百分之百純粹與政府部門直接締結的50年以上長期契約內容,也往往在不到三、五年時間就橫遭惡性更改變卦情事。2015年柯文哲入主臺北市不到一周之內,立即發動的「五大弊案秀」,就是肇致一夕惡化「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情勢的經典大戲代表作。
以李登輝時代啟動並大力爭取國內外大投資的民營電廠(IPP)計畫為例,既是中央政府主力推動,本應該更有高度「政府治國誠信」政策意涵,但是就國資及外資企業廠商投資的IPP,必須與國營事業台電公司重新檢討「購售電合約」並進行協商的同時,立法院卻已單方面徹底修定改變了「電業法」相關條款,對既已完簽長期商業營運契約的所有IPP公司嚴重不利與打擊,令全體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擾與挫折;再就是馬英九掌政時期的國家級桃園航空城計畫之例,當初桃園政府為推廣航空城,曾針對所有外商進行說明,不少歐美日外商也都已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了嚴正深刻評估研究,並已擬議了諸多直接參與投資之大規劃,然則一旦主辦城市市長換了政黨換了人之後,整個航空城計畫立即付諸停擺,最讓所有外資外商大為震驚錯愕也倍感無所適從。
中央與地方政府法制執行落差趨於惡化
第三是,臺灣已被認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相互對立抗爭的國家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制規範的解讀與執行落差」,越來越趨惡化。同樣一個法令規章在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往「並不一致」,甚至不同承辦人員,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最近南部縣市政府片面單獨「禁燃生煤」之例,最為凸出,中央與地方對於「環保法律」見解的差距,以至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際、轄屬權限見解的差距之大,更令所有國內外企業廠商與投資人,為之傻眼。 (相關報導: 林建山專欄:臺灣最後堡壘半導體產業江山的崩塌危機 | 更多文章 )
另一方面,因為核四商轉已經遭到「封存」,甚至於倘若蔡英文果如預期再輪替掌政,核四必然遭到「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將陸續除役,則在臺灣「到底要不要用電?如何充實電源?倘然缺電又將怎麼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在在都讓在臺的歐美日外商大感無端地左右為難,當然更讓他們都倍加對於臺灣投資之大卻步。事實上,自從「非核家園」成為臺灣最大反對黨的基本政綱之後,早已嚇跑了幾多的國資企業之外移他遷,更嚴重阻卻了幾多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前來臺灣投資呢。
來自於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
第四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欺善怕惡、理盲濫情、根本毀棄積極競爭力的國家社會。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上,來自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造成極大的吸引外資來臺殺傷力。因為少子化大趨的高度外顯化,使得本質是勞動密集產業的服務業部門,在當下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既缺乏高端國際觀人才,也缺乏基礎操作事務人力;更加上最近半年的勞動法規修正案之立法通過,既高度限縮了「工時」(即勞動力之可供給數量),並僵死了「工時調節彈性」(彈性工時)之餘地,使得必須365天24小時營運的,各種現代全球化高級化服務業類項及可貿易服務業的加速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在在使臺灣服務業部門的投資發展營運可能性,都付諸空幻。
外人外資「躲避臺灣」情勢相當嚴峻
當製造業不興,可貿易服務業不起,則必致國內證券市場的籌碼數量、價格、流動規模及流動性,都會同時出現嚴重的不良展望前景,當然更使外資寗選中國上證、深證,港市、星市、韓市,甚至ASEAN諸新興市場的新機運與新發展性而去,何需單獨苦戀臺灣小小一朵草花呢?
在這一背景條件之下,外人外資在直接投入臺灣市場的機會,以及服務業外向發展機會都受到了莫大壓抑。
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僑外資在臺灣的總體直接投資FDI,包括製造業投資及服務業投資,都在僵直不化的「鎖國自閉政策」之後,全面向下減半;在1980-1990年代,以至2005年間,來臺直接投資營運的外資總金額都能夠維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乃至750億美元水準;但是最近五年,則祇能保持在100億美元上下水準,顯見外人外資「躲避臺灣」,乃至「逃離臺灣」的情境態勢,相當嚴厲惡劣,實在令人不敢有所樂觀。
追補提振「再投資臺灣」信心之優先措施
在今天,任期所剩無多的馬毛體制,先在2015年7月27日提出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分為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三大部分的中長期經濟強化措施計畫,繼而在2015年8月20日補足以五箭措施救經濟的「振興經濟短期方案」,兩者洋洋灑灑的行動方案措施作為中,就獨獨缺少了「如何留駐外資」、「再吸引外資」以及「再恢復振興外資對臺灣信心」的必要措施。
其實,倘然毛治國院長有足夠的警覺性與敏感性,再能夠更進一步趕緊在2015年第四季起,追補採取幾個可以一新國際投資人社會耳目的措施行動,讓「外資見到臺灣不再拐彎」,則振作拉抬2015年經濟,使不致淪為「保一不保」的窘態,其可能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相關報導: 林建山專欄:臺灣最後堡壘半導體產業江山的崩塌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