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在國際性音樂大賽、運動會大放異彩,或成為頂尖舞團、樂團的重要角色,皆能讓國人引以為傲。這天早上翻閱報紙,看到王震緒以長篇小說《流》獲得直木賞的消息,很為老友王孝廉高興,也以他們為榮。
直木賞為紀念日本作家直木三十五而設置的文學獎,與紀念芥川龍之介的芥川賞齊名,是由《文藝春秋》創辦人菊池寬發起,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設立。一百萬日幣的金額雖不高(大藪春彥賞獎金五百萬日幣),卻是廣受日本國內外矚目的文學獎項。七月十六日晚上,日本文學振興會評選委員會公布直木賞、芥川賞得獎名單,王震緒繼邱永漢(1956)、陳舜臣(1968)後,成為第三位榮獲直木賞的台灣人。
文學創作以文字及其背後文化意涵為主,相對肢體、動作、樂器演奏項目,要獲得外國重要大獎,實屬不易。王震緒能夠獲得大獎,除了個人天賦與努力,也與生活背景息息相關,他寫作上的才能無疑來自父親的遺傳,這次得大獎,國內的中央社與幾家報紙也皆有報導,但只有一家平面媒體指出震緒的父親是旅日著名學者王孝廉。
孝廉年輕時代即已文名(筆名王璇)遠播,寫詩、小說、散文,文采吸引一九七○しろまる、八○しろまる年代的文藝青年。孝廉大學唸東海中文系,畢業後回「母校」彰化高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到日本廣島大學留學,專攻神話,並以此揚名學術界,代表作是《中國的神話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信仰》。
祖籍山東的孝廉,五歲隨父來台,長時間住在台中大肚,從小鱸鰻鱸鰻,豪爽講義氣,有話直說,好惡分明。他很會自我消遣,常說其父在國共內戰時當「土匪」、打游擊,來台後這項「戰功」不被國民黨承認,沒有被安排住在眷村,得靠勞力養家活口,做的是布匹買賣,也開了小型紡織廠,因為生意關係與底層社會往來密切。台語講得非常道地,國語也不怎麼標準,他說自己既不是高貴的外省人,亦非曾受殖民者眷顧的高貴台灣人,是跟在地底層沒兩樣的外省人。他的外型略帶粗獷,但作品風格纖細、浪漫,也帶點唯美,七○しろまる年代中刊於中時人間副刊的詩作〈魚問〉傳頌一時:
魚說:只因為我生活在水中
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
......
之三
...... 如果你我只是
並排而不能連理的兩棵樹
如果你我只是
同一水中游向不同方向的兩隻魚
請不要把你的手伸向我
請不要問我的眼中有沒有淚
魚說:誰叫我是水中的魚呢?
震緒的《流》一開頭,便引用孝廉這首文青時代的詩作,象徵寫作傳承自父親。孝廉常說〈魚問〉是少年時黑白寫寫的,「我兒子卻認為這首詩寫得很好!」雖然震緒小學就寫過童話,但孝廉從未想過兒子會克紹箕裘,成為大作家,出道之後短短幾年成果豐碩,《逃亡作法》獲得第一屆「這了不起的推理小說!」銀獎及讀者獎(2002);《路傍》獲得第十一屆大藪春彥獎(2009),還出版過幾部廣受青少年歡迎的輕小說,並編寫《火影忍者疾風傳》電影系列《火影忍者劇場版血獄》的劇本。 (相關報導: 台籍作家王震緒小說《流》奪得日本文學大獎「直木賞」 | 更多文章 )
孝廉對近年台灣的新世代小說少有接觸,不太了解,直覺太重文字雕琢。兒子得大獎,孝廉說不意外,因為兒子寫的小說情節流暢,結構清晰,懸念設計拿捏得宜,而且日語運用自如。孝廉認為小說最重要的是讓讀者舒服,什麼小說讓他讀起來舒服?他內舉不避親,《流》就讓他讀起來「舒服」。
震緒五歲從台北來福岡,與正在廣島大學攻讀博士的孝廉一起生活,唸幼稚園、小學,而後回台灣,九歲再到福岡,長大後在其父任教的西南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並步母親後塵,在大學教中文。他的外型酷似父親,一樣瀟灑,不修邊幅,領完直木賞的記者會,就穿著T恤牛仔褲上場。孝廉喜歡與好朋友喝酒,喝得微醺時散發著赤子之心,優雅的神態頗有許常惠的韻味,但「餘興節目」比許老師單純許多。孝廉說兒子酒量比他好,大概跟寫作一樣,從小耳濡目染的結果,而且同樣是青出於藍。孝廉調侃自己因為做研究、寫論文,分散了創作力,寫不好小說,兒子只專注創作,別的不會,反而能把小說寫好。
孝廉年輕時代對老兵的關心常表現在作品之中,他的《春帆依舊在》寫馬關條約簽訂及中日台的歷史糾葛,王家三代在中國—台灣—日本漂流,似乎就是這段大歷史的縮影。震緒筆名東山彰良含有緬懷祖籍山東與父親曾讀書、教書的彰化之意,也跟父親一樣,對三代漂流有深刻的體會。他在二○しろまる一一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曾提到「小時候我經常往返台灣及日本,台灣人把我當成日本人,日本人還是把我當成外國人,讓我很不自在,不過這樣的認同危機也直接影響我的創作。」
為了寫作《流》,震緒多次採訪父親,書中主角在台經歷也以父親為原型。孝廉說兒子把他的舊相本重新整理,加上創造力,成為自己的故事。這部小說描述一名十七歲少年探索祖父死亡之謎,內容涉及國共內戰和台灣的戰後歷史,第一章祖父和蔣介石之死,即以蔣公過世,台灣一片慘淒,野哭巷祭講起。第二章寫高中退學,這是孝廉唸彰化高中二年級時因幫同學當槍手,以致被退學的真實寫照。《流》的故事大半是真實的,根據《產經新聞》報導,擔任評審委員的北方謙三指出,這本書「立足於台灣的複雜之上,描繪出血色與汗味的光熱青春,是二十年一見的傑作,若在直木賞而言,說四十年一見也不為過」。
歷史書寫長期被政治制約,將事件封在堅固的框架之中,也就是新歷史主義所謂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流》的中日台跨域書寫,讓人聯想近年流行的新歷史主義與歷史/文學的議題。後現代主義風潮中,歷史不再為高舉「解構」旗幟的意識形態左右,從大寫單數歷史(History)碎裂為小寫複數的歷史/故事(histories),成為解構大歷史後重新建構歷史的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當代歷史書寫最重要的背景、場景之一,二○しろまる一五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意義重大。去年澳洲作家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榮獲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得獎作品《通往遙遠北方的窄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係以二戰為背景,震緒的《流》加上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陳團英的《夕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以及吳明益最新小說《單車失竊記》,雖然彼此的空間場景、中心思想、美學策略不盡相同,然皆勾勒出歷史空間的個人生命軌跡,以及家族生活圖像的記憶敘事。
文學創作是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之一,而歷史洪流的波瀾壯闊也是個人情感的涓涓細流。悲情愈少,創作性愈高,寫出來的詩篇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大概就是王孝廉這位「讀者」讀兒子小說所謂的「舒服」吧! (相關報導: 台籍作家王震緒小說《流》奪得日本文學大獎「直木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