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館」蹲點,當了一年半的「便利屋」。只要代表吩咐,便利屋什麼都幹。只要代表沒有吩咐,便利屋什麼都不幹,光睜著一雙眼睛,在大使館看熱鬧。坦白告訴您,還真好看。
這些日子,颱風與地震接連肆虐日本。許多台灣旅客受困於關西空港與北海道,因而傳出了(相對於中國外交人員的「迅速對應」)台灣駐日代表處大阪辦事處人員紓困不力、態度顢頇的消息。
在媒體、網路一片撻伐聲中,就連謝長廷代表也只能「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情不願地概跨承受了所有真真假假的「民怨」。於是台灣的駐外官員「顢頇傲慢、尸位素餐」的定評,又添了一樁案例。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呢?我們的外交官員的素質真有這麼糟糕嗎?
回想起我的外交官生涯──嗯哼。不會吧,您想。一個不穿西裝、不著黑襪,領帶都不會打的邋遢教授,跟光鮮亮麗、優雅貴氣的外交官,正是老死不相往來的無緣。哪來的外交官生涯可供回想?
您會這麼想也難怪,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二○しろまる○しろまる七年春天我被借調到東京的駐日代表處,任務是在早稻田等幾個大學開設「台灣講座」。據說領教育部找來的錢,但為了行事方便,卻頂著外交部駐日代表處文化組「顧問」的頭銜。可憐我在中華民國文武百官體系裡頭,曾經做過最大的官,就是上等兵福利社社長。因此「顧問」究竟有多大?毫無概念。
「很大很大」的外館顧問
「很大很大」,慶應大學法學博士的文化組長李世昌客氣地解說:「喏,代表、副代表,再來就是您顧問最大了──比我還大。」「毆耶,那我一定有座車?」「沒有。」「司機?管家?」「您想太多。」「我的辦公室很大?」「我們會在儲藏室幫您清出個座位。」「不用說,我一定也沒有秘書與隨扈?」「您猜對了。喔,他們昨天翻出個二○しろまる○しろまる○しろまる年款的桌上型電腦,湊合著用,過幾天就給您送過來。」
所以我從第一天就非常謙遜地瞭解:這個外交官頭銜就只是頭銜,千萬不可當真。初來乍到,有些不長眼的小官跑來拍馬屁,馬屁內容不外乎「青年才俊、前途無量」──大概看我頭髮不禿不白,便以為是扁朝常見的童子軍。解釋了半天也沒人相信,最後只好跟他們老實說:老子不但不是童子軍,○しろまる六年還曾因違反《集遊法》,被移送法辦。「老子的口頭禪,是『取得政權者,必與人民為敵』──您請便吧。」
當時的代表許世楷大使乃受日本教育的老派紳士,總認為「做什麼就得像什麼」。文謅謅的說法,就是「做此官,行此禮」。既然總統發的人事令,假的也得當真。結果大學沒有課的時候,我也得到代表處上班。什麼業務?再說吧,反正總有你樂的。
什麼都幹也什麼都不幹的便利屋
就這樣,我在「外館」蹲點,當了一年半的「便利屋」。只要代表吩咐,便利屋什麼都幹──一年半演講了三十場。只要代表沒有吩咐,便利屋什麼都不幹──顧我則笑,問道於盲,光睜著一雙眼睛,在大使館看熱鬧。我得坦白告訴您,還真好看。 (相關報導: 劉世忠專欄:ΑΙ與外交決策 | 更多文章 )
廣義的外交人員,並不只來自外交部,各部會也都派遣人員進駐,且據說都是精挑細選的菁英,因此可以把他們當作極具代表性的「中華民國文官菁英在東京」。讓我講幾個我親眼見識的、真正的活寶與混蛋菁英,給各位當個參考座標。再回頭看看這次的關空事件,小夫與有關人員是否真該挨罵,以及是否罵對了人。
有一回,陳文成基金會幾個成員來到日本,進行一場從南到北的「人權之旅」,拜訪日本各地的人權組織與人權工作者,同時順道拜會戒嚴時期許多為營救台灣的政治犯而奔走的日本友人。
這一天,他們來到了東京。我事前已經報告了許代表,代表因而派車並派遣(真正出身外交部的)幹練秘書官某甲隨行協助。過了幾天,秘書官某甲很不高興地找上門來抱怨。
「報告吳顧問。陳文成的人很難搞呀。台灣的NGO都是這等德性嗎?」「喔,他們可有什麼非分要求、無禮言行嗎?」「那倒不至於,我只是覺得他們超奇怪。排定拜訪的機構,都是些鬼鬼祟祟,聽都沒聽過的冷衙門,司機都找不到路。」「比方說?」「比方說,呃,就什麼AI Japan,拗口得很。」「AI Japan?你不知道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哼,屬下無知,從沒聽說。」
大使創辦的人權組織,下屬沒聽過
當秘書官某甲氣憤地說「屬下無知,從沒聽說」的時候,神情是如此的不屑、如此氣壯山河,彷彿覺得:知道的人才有鬼。
中華民國外交官不知道AI Japan,而且不知道他的不知道多麼可恥可笑,甚至恐怕影響他的官運宦途。因為他居然不知道,AI Japan正是他如今的頂頭上司──許世楷大使手創的人權機構!我實在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結果只好跟某甲道歉,請他多擔待。
日後當我將此事回報許代表,他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只見許代表喃喃地說:可是可是......某甲已經是我挑得出來的,最有人權sense的外交官啊。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45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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