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代表的意義,就是機會,這個機會可以讓人站在一座生活及知識的高台上,提昇文化、維繫生命及保障人類的永續未來。世上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唐納‧甘乃迪《學術這一行》
2011年8月號(第356期)《科技報導》刊載了長庚大學周成功教授的〈學界領袖哪裡去了?〉一文,讀後恍然若有所感。筆者因以解析宋朝范仲淹名作〈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首詞,願與大家一起思考。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大部分由於個性使然,較小部分由於家庭以及外在的因素,當我們選擇了走上科學研究的這一條道路,我們的人生或許就難免於有點悲壯與感慨。——這其中,還包括主動的或者被動的,選擇了留在美國或是在(具有極度關鍵性影響的)事業中的哪一個階段回到國內。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研究的道路漫長而沒有止境,我們爬過一山再一山;我們替自己選擇的一山高過一山,我們無法將息。
「羌管悠悠霜滿地。」
我們無休無止的工作,在夜深人靜之時,其中的艱苦只有自己知道。甚至當我們獲得突破之時,其中的歡欣,也只有自己能夠深切體悟,難以有人領會、分享。
「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可是我們的研究,我們的選擇這一條道路,也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個人。我們辛勤的工作,是為了讓我們的年輕的教授和後來的學生,能夠有更好的機會,比我們爬得更高,看得更遠!——寒夜孤燈,將軍無眠,並不只是為了想念自己的家園,更是為了無數的兵士的艱辛與危險。
文化史上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僅是一名政治家、一名將軍,他更是一位學者,一位儒將。他看得高、看得遠,並且不為自己的名利,公正無私的提攜、獎掖,積極培植後進。最感人的例子之一是《宋元學案》中記載的:宋代理學中之「關學」始乎張載(世稱橫渠先生),而導橫渠入聖人之門,先生(范仲淹)尤為有功。《橫渠學案》稱:「(張載)少孤自立,志氣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改志於道。」這一年,范仲淹五十二歲,張載二十一歲。
例子之二是范仲淹經略陝西時,選拔了一批將領。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戰勇猛,臨陣披頭散髮,戴銅面具,所向無敵。范仲淹對他十分賞識,並授他《春秋》、《漢書》,說:「將不知今古,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狄青努力研讀,漸通兵法,後成為一代名將。(參看洪亮《蘇東坡新傳》)
在這二個例子中,雖然宋積弱、夏頑強,二國邊界軍務緊急,但是范仲淹仍然能夠看得高,看得遠。他有遠見、有器識,有能力,為國儲才(學術人才!)。他一定相信,學術是一項長久積累的事業。他寬厚的獎掖人才,耐心的培育後進,他並不偏窄急迫於建立和攫取自己個人的一時的事功與名利。 (相關報導: 風評:不為繁華易素心,大學校長今何在? | 更多文章 )
亂流中的清流
吟誦范仲淹的詩詞,想見范仲淹的作為,以古鑑今,在今日眾人狂猛追逐學界能見度與國際排名的過程中,我們期待國內的學術領袖們(根據周成功教授的說法,我們有學界領袖嗎?),展現他們的學識、氣度、胸襟,與高度和深度!比如,除了有時在報章以及雜誌上發表或回應一些應時的、簡短的、即席片段式的訪談意見之外,何日我們的學界領袖和大學校長們,也能夠寫出像美國史丹福大學卸任校長唐納‧甘乃迪(Donald Kennedy)在《學術這一行(Academic Duty)》(天下文化,2000年出版)一書中所展現的有深度、有高度、有器度,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方面的全盤性的系統性的深厚論述呢?——這些自成體系之深厚論述與闡釋(300多頁)所記錄的,正是他身為一校之長如何帶領全校師生邁向學術卓越的教育理念(「思想」)與具體作法(「落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西元一0九一年(北宋元祐六年),四十五歲的蘇東坡當了穎州(今安徽省阜陽市)知州,他遊穎州的「西湖」,寫下了一闕名詞〈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穎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上片)」這首詞,是對他的老師歐陽修四十三年前在此地所寫的一闕〈木蘭花令〉「西湖南北煙波闊」的和韻,此時距歐陽修逝世已經將滿二十年。
蘇軾的人生備極坎坷,但是他對於他的老師歐陽修一直極為敬重,終生感念。蘇軾敬重懷念歐陽修是有道理的。歐陽修是北宋的文壇盟主,但是當他擔任主考官期間,閱讀到初出茅廬的蘇軾的文章時,他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後來,歐陽修又對他的兒子談論蘇軾,說:「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歐陽修謙卑的認為,三十年後人民會廣泛的流傳誦讀蘇軾的詩詞歌賦,卻不會再記得(歐陽修)自己的文章了。歐陽修識才,愛才,他一生不遺餘力的汲引人才,並為他們開闢道路。當說這些話之時,歐陽修五十歲,蘇軾二十一歲。歐陽修的學術文章、器識遠見與大公無私的作為,使他當之無愧的成為了北宋的學界領袖!
附記
1932年8月,胡適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了〈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其中寫著: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歐洲歷史悠久的大學〕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 然而〔抗戰前的中國〕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這幾段話,在歷經幾多動盪與世變的八十年後的今天,仍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著重大參考意義和啟發作用。胡適認為,優良的大學才能訓練出符合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領袖人才;而優良的大學源自於該大學的悠久歷史! (相關報導: 風評:不為繁華易素心,大學校長今何在? | 更多文章 )
本文原刊2011年9月《科技報導》,主要是回應周成功教授〈學界領袖哪裡去了?〉一文。六年過去,相同的扣問依舊。
*作者為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