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的新陸軍
1871年,德意志帝國誕生,史稱第二帝國,介於神聖羅馬帝國與納粹的第三帝國之間。1872-1875年這段時間,老毛奇利用如日中天的威望,完成三場統一戰爭期間已經開始的參謀本部重組。老毛奇的作戰藝術,已在實戰中展現,身為歐洲最強大軍事力量的設計師,他現在需要為後世留下更高層級的戰略遺產。1879年的德奧聯盟(Dual Alliance)改變了東線的戰略局勢,這是一個多世紀來,首次可能將奧地利排除在主要對手陣營之外,成為位階較低的合作伙伴。然而,東西線兩面作戰的危險,仍如達莫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高懸其上,十九世紀晚期絕非如表面上看來如此平靜。
這個時期歐洲軍隊中重要的議題是兵力結構,一個新的軍—民關係正在形成。普魯士傳統的地方民兵有兩種:國民兵(Landwehr),意指守衛土地的軍隊,起源於東普魯士,由富裕的市民志願擔任軍官,自由農民擔任士兵;地方民兵(Landsturm),意指土地保護者,由封建地主擔任軍官,他們的農民擔任士兵,防禦入侵莊園的敵人。1815年後,兩種形式的民兵都正規化,成為現役軍隊的候備兵力。
隨著人口的成長,這些後備兵力也大幅擴大,改變了兵力的結構。1870年時,現役、後備兵力之比變成2:3。戰爭一旦爆發,動員後的軍隊中,後備軍人的數量將超過現役軍人,引起軍方高層關於軍隊素質的憂慮。一般的看法認為,現役兵力行軍速度較快,戰鬥力較高。軍隊中現役兵員比例高,動員與集結的速度較快;在危險與困難的戰場環境中,後備兵力的可靠程度也受到質疑。每年夏天,針對數十萬後備士兵進行的演習,目的就在增強其戰力。此外,戰爭動員時,後備兵力應該以何種方式整合進現役部隊中,從1870年代以來已成為最具爭議性的問題。
德國陸軍1875年的兵力結構,來自3年現役兵、4年後備兵、5年民兵(國民兵)的兵役制度。也就是說,一個健全的成年德國男子,一生中有12年的時間處於服役狀態,被計入戰時動員的兵力總數中。在1870年代,軍管區每年召集一次後備兵力,以此實際狀況修正動員計畫,但並未確實討論作戰中後備兵力運用的問題。新兵於每年的11月1日入伍,經過6個月的訓練後,於來年4月1日編入現役部隊,而退伍日期也是11月1日。這就是為何每年的戰爭計畫都於4月1日生效,而新計畫的制訂則於11月開始的原因。 (相關報導: 林挺生觀點: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二) | 更多文章 )
由於這個兵役制度的設計,形成一個國防人力的配置週期。在週期內不同的時點上,人員的訓練準備與整體數量並不相同。只有在每年的4月1日到10月30日間,帝國陸軍處於承平時期軍力最強的狀態。至於半年的秋冬季期間,新兵尚未完成其入伍訓練,而召集後備役需要時間,軍力處於較弱時期。收割後的冬季田野沒有足供大批戰馬食用的草料,因此補給問題也會因季節而不同。此外還有例行的演習時間表:6月初從較小的單位開始,接著是師級對抗,最後到軍級單位與帝國實兵大演習,約在9月初結束一年的規劃。當時歐洲所有的戰爭計畫制訂者都知道,戰爭最有可能在4月1日至11月1日這段期間內爆發,因為部隊兵力最強大,動員造成的摩擦最小。若是考慮到任何軍隊都不可能攜足數十萬戰馬所需的糧秣,只能就地徵用田野新收成的草料,適合開戰的時間又進一步縮減。德國陸軍1874年的平時編制為40萬人,到了1880年上升到將近43萬人。若是加計國民兵與地方民兵,數量更為龐大。根據1875年的統計,全國總兵力為1,445,318人,戰馬329,164匹,火砲2,532門。
十九世紀的歐洲陸軍有三種整合現役、後備兵力的模式。第一,維持現役與後備役分離的狀態,後備兵力被單獨編組,法國陸軍採用這個模式。第二,在現役部隊中加入同等數量的後備兵力,俄軍的動員採用這種模式。第三,減少常備部隊中現役單位的數量,而以後備部隊來填補,在夏季演習中便以戰時編制方式一起訓練。從結構上來看,現役單位就像撐開雨傘的骨架,而其他空間則由後備兵力填補。德國陸軍就是採用這個模式來動員。1870年代德國陸軍的組織,最高一級為數個軍團總監指揮部,下轄所有帝國野戰軍:第1-11軍為普魯士軍,第12軍為薩克森軍,第13軍為符騰堡(Württemberg)軍,第14軍為巴登(Baden)軍,以及2個巴伐利亞(Bavaria)軍。雖然各軍的指揮官由德皇親自任命或同意,因此直屬德皇本人的戰爭內閣在軍務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實際上各軍的參謀長才是真正日常管理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軍隊中不同層級之間的互動,不止取決於各軍指揮官與德皇的關係,也視各軍參謀長與參謀本部的關係而定。
在帝國陸軍內部,普魯士陸軍與薩克森、符騰堡、巴登、與巴伐利亞軍之間的關係十分重要,戰爭計畫中就特別強調如何將這些不同單位加以整合。戰爭動員期間,帝國境內各邦國的軍隊與鐵路,都由普魯士支配,也就是在參謀本部的管制之下。而在承平時期,各軍之間有相當不同的關係。例如,符騰堡軍仍向符騰堡國王效忠,而他仍能任命與調動軍官,所屬各團保有自己的軍旗;國王甚至可以決定軍隊的制服,但成本不得超過帝國陸軍其他單位。平時符騰堡軍駐守於自己的國境之內,沒有國王同意,其他帝國軍隊不得停駐該國領地。附帶一提,二戰時德國的裝甲名將,「沙漠之狐」隆美爾(Erwin Rommel),就是出身符騰堡王國。
1873年,符騰堡軍擴充為一個完整的野戰軍。所有的部隊番號重新依據帝國陸軍的連續番號來命名。德皇成為所有帝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有權視察所有邦國軍隊。符騰堡軍的誓詞中,也加入了為德皇奉獻心力的文字。該軍的指揮官仍由符騰堡國王任命,但須經德皇同意。戰時王國內的鐵路與電報系統由帝國最高統帥部,也就是參謀本部指揮。一旦戰爭爆發,帝國全境都有義務提供軍隊所需的補給與支援,農場也必須以最低平均價將馬匹賣給軍隊。總而言之,普魯士的軍事傳統已經凌駕整個新德國。
參謀本部的真正獨立
從1872年開始,參謀本部開始變得更像帝國政府這個大型國家機器中的一個專業化部門。老毛奇只專注於個人最感興趣的兩項參謀工作:戰爭計畫與軍事史。他忽略組織正式工作規則的情況更加明顯,只與自己喜歡的人共事。原本負責動員與鐵道管理的第二處,是戰爭計畫的制訂單位;在負責人退休之後,由於老毛奇對繼任者沒有好感,居然將戰爭計畫制訂工作轉移到第一處,導致戰爭計畫與鐵道管理兩個密不可分的領域被拆散。 (相關報導: 林挺生觀點: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二) | 更多文章 )
1880年代的參謀本部,與老毛奇1830年代進入時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個在全歐洲聲望卓著的菁英機構,成員從十餘名參謀軍官擴大到數百名,是每個德國軍人夢寐以求的單位。各處處長的官階也提升到旅長層級,與軍參謀長同級,更增加了在本部任職的吸引力。瓦德西於1881年加入參謀本部時,老毛奇特別為他新設一個副參謀總長的職位,確立其接班人的地位。由於老毛奇年事已高,一年之中只有幾個月在柏林,所以參謀本部內大小事務幾乎都由瓦德西實際掌控。瓦德西出身砲兵,他挑選了希里芬來為他分擔本部內困難的專業工作,兩人只差一歲,都屬於陸軍青壯世代。當老毛奇傾注畢生的思考與經驗,希望在晚年為德國留下戰略思想遺產時,世代的差異與詭譎的國際情勢卻已埋下衝突的種子。
1883年參謀本部得到真正的獨立地位,與戰爭、外交、財政部地位相等。戰爭部的地位下降,軍中高層人事權從戰爭部轉移到戰爭內閣,成為德皇的專屬權力。參謀總長得到直接上謁權,享有當面向德皇提供軍事建議的特別待遇。參謀本部也獲得對自身組織控制的所有權力,成為史家所謂「第二帝國的多元專制體系」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獨立山頭。瓦德西利用這個優勢來加速與深化戰爭動員過程。他希望建立一個正式宣布動員之前的「戰爭準備階段」,也就是「準」動員狀態。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戰爭動員開始被視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由於牽涉的層面如此之廣,影響的人員如此眾多,軍隊的動員已經變成一部戰爭機器,一旦啟動就不能停下,將直接跨入戰場上的血腥廝殺。因此,基於政治凌駕軍事的克勞塞維茲傳統,有必要預留政治干涉的餘地,但又不能過度損害軍事上的制敵機先,於是出現這個戰爭準備階段的概念。稍後,其他歐洲強權也都採用了這個辦法,俄國稱之為「部分動員」,法國則用「執行掩護行動」這種修辭來正當化「前」戰爭狀態的準備工作。結果是一樣的,假使政客決意訴諸戰爭,加裝再多保險機制也無法避免戰爭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七月危機」,就清楚說明了這一切。
瓦德西同時也要求在帝國政府高層,針對鐵路建設、兵力結構、與邊境要塞方面,進行更多協同發展。他甚至與駐外武官直接聯絡,以取得關於他國軍事發展的情報,更希望藉此增加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地,瓦德西是政治手腕高超的軍人,也有充沛的精力捍衛參謀本部的利益。雖然軍人干政在十九世紀德國並非大逆不道的禁忌,以瓦德西的貴族出身,與皇室成員在戰爭中共事的經歷,這些作為不是不能從「公忠體國」的角度來理解。問題在第二帝國的多元專制本質,雖然德皇的權威高於一切,但終究不到獨裁專制的程度;而國家機器則由代表各種利益的多元政治菁英團體主導,處於恆常的競爭狀態中。參謀本部的確得到獨立的地位,但甚至在軍方內部,也有足堪與本部抗衡的力量,尋求與其他政治團體結盟,制衡參謀本部獨大的趨勢。海軍的崛起就先表過不提,僅從陸軍要塞總監這個看來完全無害的職能,也能給參謀本部的作戰計畫制訂帶來困擾。 (相關報導: 林挺生觀點: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二) | 更多文章 )
從1880年代中期開始,高爆彈藥的出現衝擊了要塞的安全性。法軍首先在馬勒梅松(Malmaison)要塞進行測試,發現裝填了苦味酸新式高爆火藥,由延遲信管引爆的砲彈,可在數小時內摧毀堅固的磚石工事。但是這個危機並未讓永久性要塞完全失去價值,反而促成了一連串現代化改造方案。這些強化要塞防禦效能的內容包括:覆蓋防護裝甲的角樓與砲塔,於砲塔內換裝高射速火砲與架設機槍,以混凝土與強化混凝土來保護營房與彈藥庫。要塞群的設計概念也有所改進,原本以「新普魯士體系」(New Prussian system)為原型的主要塞加上數座城廓前分離式碉堡防禦體系,無法抵抗射程與威力都大幅提昇的新式攻城重砲。為此,分離式碉堡之間的距離,由過去的幾百公尺大幅增加到數公里,且多改採多角外型,碉堡內也建有防砲地下建物與戰鬥平台。碉堡被設計來與攻城砲兵對抗,當敵人的攻擊陣地被察知,碉堡內的砲兵可得到己方野戰砲兵的機動火力支援,碉堡內的步兵也可前出攻擊敵人砲陣地。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旅順要塞對日軍猛烈攻擊的抵抗能力,也證明現代化要塞仍具有防禦的功能。到一戰爆發之前,歐洲各國除了在預算許可範圍內持續進行要塞的現代化,也在要塞、碉堡之間增建成本較低的野戰防禦工事。
衝擊全歐的高爆彈藥也在德國引起恐慌,並立即催生了要塞更新計畫,但新的防禦模式則經過數年才確定。1886年德國陸軍要塞總監要求緊急補強計畫,但由於預算限制,只有6座要塞進行了防禦高爆彈藥的強化工程。施工從分離的碉堡開始,得先將地下建築上方的泥土挖開,在其上增加一層一公尺厚的混凝土,只能先從敵人最可能入侵路線上的碉堡先行補強。最後,德軍幾乎放棄了磚石造的碉堡,改在舊的工事之間修築混凝土的步兵地堡與砲陣地掩體。事實上,西線的德國要塞系統已減少為兩個主要的要塞群(Festen):梅斯—提翁維爾(Metz-Diedenhofen / Thionville),與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西面米特齊(Mutzig)的威廉二世要塞(Fortress Kaiser Wilhelm II, KWII)。這些要塞最後只具備抵抗現代攻城砲兵的單一防護:在強化混凝土與鐵板外覆蓋裝甲工事。這個決定仍是很大的挑戰,因為裝甲工事十分昂貴。KWII要塞要到1893年才開始進行裝甲化,而梅斯則一直拖到1899年才開始。此間十餘年內,西線要塞不具有任何實質防禦效果。
要塞的建設與現代化,在德國引起更深入的論戰,不僅是與技術變遷、成本效益有關的驗證,還達到作戰—戰略層級的內涵。與其他國家相同,參謀總長是主要的決策者之一,一戰前共有四位參謀總長與聞其事。參謀總長有權決定在何處設置要塞,及判斷是否需要擴充或重建;而戰爭部長則決定提撥經費的額度(預算還要由帝國議會通過);工兵軍團司令兼要塞總監完成細部工程計畫並監督施工。
早在1879-1880年間,由於法國要塞體系的快速進展,就讓老毛奇相信,一場快速擊敗法國的戰爭已經不可能,在未來的兩面作戰中,必須先對俄國發動攻勢。即使瓦德西大致上維持這個方向,但他開始質疑在東線擊敗俄軍的可能性,並對德軍攻城裝備進行現代化。希里芬則持一種矛盾的態度看待要塞的意義:一方面,他認為德國要塞是工兵與砲兵共同主導,浪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卻從未完成的無用計畫;另一方面,他卻十分認真地看待敵方要塞對德軍作戰行動的威脅。於1898-1902年間擔任要塞總監的葛爾茲(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是一戰前德國陸軍中極負人望的將領。東線方面,他與希里芬都同意在東普魯士的馬祖里湖區(Masurian Lakes)建立一道新的屏障,並強化柯尼斯堡(Königsburg)與波森(Posen)兩大要塞,維斯杜拉河(Vistula)一線也要改善防禦工事。但在西線兩人的戰略觀點相左,葛爾茲不支持德軍入侵比利時與盧森堡,相反地,他希望將梅斯建成極具威脅性的要塞,使法軍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攻擊。他還要求在梅斯到史特拉斯堡之間,修築一系列的碉堡,但遭到希里芬的反對,理由是成本太高且需要先將梅斯的現代化工程完成。事實上,希里芬希望的正是誘導法軍對德、法邊界大舉進攻,而無法向北阻撓德軍右翼的迂迴行動,因此故意要讓該地防禦顯得薄弱。但這個屬於參謀本部內最高機密的作戰計畫,葛爾茲顯然無緣與聞。不只希里芬,德皇的軍事內閣首長胡勒森—海瑟勒(Dietrich von Hülsen-Haeseler)也反對多建碉堡,因為他擔心會損害軍隊的進攻精神。最後,由德皇裁示:只強化西線兩個要塞群,不再新增碉堡。
僅從要塞建設與現代化一事引起的漫長爭議,就可看出帝國軍政運作的複雜性。參謀本部是取得了獨立地位,但遠非後人想像的至高無上的決策單位。同樣地,老毛奇獲得的開國元勳尊榮,也不保證其戰略概念必定為繼任者無條件接受。仔細考察十九世紀最後30年德國戰略觀念的變遷,是瞭解一戰成因的重要線索。 (相關報導: 林挺生觀點: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