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研究員徐友漁日前在紐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目前學術研究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狀態,並稱從2011年以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在中國發表研究論文,而2015到2016之間,他在紐約就發表了6篇論文。他告訴美國之音:「特別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發表20、30篇,甚至更多。」
徐友渔:中国学术自由是文革以来最糟的。https://t.co/cUoSZBpCn9
— 老肖© (@szxiaojl) 2016年11月21日
學術研究被當敵情看待
徐友漁是著名的《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2014年因對「中國的和平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獎(Olof Palme Prize)。
徐友漁18日在紐約新學院世界瀕危學者項目舉辦的「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與來自敘利亞、伊朗、土耳其的其他3位流亡學者,一起討論他的學術研究自由在中國遭侵犯的情況。徐友漁在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後在哲學所工作,任研究員直到退休。2015年11月,徐友漁開始在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任駐院學者。
徐友漁表示,中國全國層面的新聞報刊檢查制度本來就十分嚴格,有國家出版總局、中宣部等,「這已經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但是當局認為還遠遠不夠,在各個部門還要檢查,他們提出口號叫『守土有責』,他們完全把學術研究當一個敵情在看待。」為了「守土有責」,各單位就自行加設檢查機制。徐友漁說:「這種檢查不是一道關,它有多重關,一篇文章出來,他覺得有問題,或者題目敏感,不知要經過多少關口,任何一道關口都可能被砍下來。」
徐友漁獲得的2014年度帕爾梅 (Olof Plame) 人權獎證書 https://t.co/roXEXiFER7 pic.twitter.com/bhoh3WYnmT
— 明鏡新聞網 (@MingJingNews) 2016年10月28日
社科院有兩個檢查部門
徐友漁說,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時候,院內有兩個檢查部門。一個叫審讀組,「是一些退休的老幹部,研究所一級退休的黨委書記,每周開會看他們負責的本單位的文章,對本單位的文章嚴防死守。」
還有一個設在社科院的圖書館,「因為一般審讀組只能看到國內的文章,萬一發表在海外怎麼辦呢?圖書館有很多海外的報刊雜誌,他們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單位的人在海外發表什麼東西,這還要做一個審讀。」
中國社科院研究员、紐約New School訪問學者徐友漁 https://t.co/1wV1BdK0pV pic.twitter.com/8GJFhCNdD5
— 中國民報 (@chinaminbao) 2016年10月29日
敏感詞多到記不清
徐友漁在會上提到中國1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總編輯告訴他的「有趣故事」,這位總編輯和其他出版社負責人每周都要到新聞出版總署去開會,會上談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麼動向,出版系統出了什麼問題,哪些東西應該受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最近這段時間,哪些詞彙是不能在你們的出版物上出現的。」
這位總編輯說,「每周開會時就要公布一大串名詞,到最後各家(非官方)出版社總編輯都不耐煩了」,並稱「他們向主持人抗議,這也不准講,那也不准講,我們根本記不住,你乾脆告訴我們什麼可以講」。
徐友渔在新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发言(2016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徐友漁在紐約新學院「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發言(美國之音)
懼怕社會研究源遠流長
徐友漁認為,在中國對社會研究的恐懼源遠流長,「1949年後就有這個東西了,我們從中學時就知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會科學,以前很多社會科學都被取締,都沒有了。」他還說,1979年他考入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時,1位擔任大學外語系主任的親戚一邊祝賀他一邊說,「啊呀,搞社會科學太危險了,要是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了。」徐友漁稱,這位親戚「是留學蘇聯的,文革中被打成蘇聯特務,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這種憂慮比一般人更帶典型性。」 (相關報導: 吳典蓉專欄:學術自由豈能靠權力者賜予 | 更多文章 )
不過,徐友漁還是告訴與會者,中國學術自由的狀況雖然糟糕,但「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他告訴美國之音,雖然現在人們看到形勢的好轉,但實際上還找不到任何根據和希望。他表示:「但你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很絕望的情況?我覺得也不對。文革那時候的壓制也是非常厲害,看不到任何光明前途。但是再厲害的控制、再厲害的壓制,它總要過去。」徐友漁說,壓制越是厲害,轉變機會的到來的也就越快,「這也是我經歷文革最重要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