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青少年吸毒者,一般人往往立刻貼上「不學好」的標籤,這樣的刻板印象讓他們成為社會見不得光的毒瘤,政治人物有意無意的忽視這些沒有選票的族群,企業不願投入吃力不討好的反毒工作,協助青少年戒毒的民間社團因此面臨資源匱乏的窘境。
位在西門町的「夢想之家青少年中心」是一所陪伴青少年脫離毒品的民間機構,由牧師廖文華創辦。草創時期什麼都不了解的他,選擇了年輕人經常出沒的西門町作為據點,「當時所有人都告訴我不要來,因為西門町的孩子都是壞壞的、愛玩的、不回家的」,但他認為,這是硬扣在孩子身上的刻板印象,他強調,年輕人學壞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家的溫暖以及人生方向,特別是萬華地區破碎家庭的比率很高。
「西門町、萬華是直轄市中少見的弱勢社區,萬華有很多指標跟鄉村地區非常相像,在地人口的經濟能力、教育程度低,社會治安較差,新移民比例也是台北最高的,目前差不多有25%以上都是新移民的孩子,因此,在萬華地區不難見到父親忙於工作、母親不會中文的家庭狀況,孩子在學前的國語都成問題,連帶影響學生在後段的學習成效。
廖文華也提到一個萬華的真實個案:媽媽是印尼人,爸爸交了新女朋友常常不回家,後來爸爸坐牢,媽媽靠賣淫養大他,孩子從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成長過程非常受創。正是這些隱藏在社會角落中一個又一個的黑暗個案,讓廖文華決心出來開創「夢想之家」,希望能夠扶孩子一把。
「資源都會流向最窮的偏鄉地方,那城市裡的貧窮呢?城市裡的貧窮更貧窮」,廖文華口中的「更貧窮」指的就是萬華,他描述當地的黑暗面,讓人聽了怵目驚心。廖文華說,萬華有很多國宅裡面甚至沒有廁所、廚房,到處都是吸毒跟喝醉的人,毒癮發作時,2、30人共用一個針頭,用到鈍掉還在用,愛滋也因此而傳播;管區警察更私下向他透露,每天都在處理性侵案,每天都有女生醒來不知道人在哪裡,下體還在流血,這些都發生在西門町林立大樓的摩鐵裡。還有女孩為了尋求被保護的感覺而加入幫派,跟著一起吸毒,一起遵守「幫規」,當兩幫派互鬥,輸的一方就「進貢」這些女孩。「這是很噁心、很病態的,社會底層還是有很多很難想像的事情」,廖文華面露厭惡的神情。
慈善捐款流向弱勢 青少年吸毒者卻得不到關愛
雖然這些社會底層的黑暗面真實存在,卻未獲得應有的重視,更別提進一步的改善了。以青少年吸毒問題為例,要矯治或阻斷,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但主要經費來自捐款的民間戒毒團體,卻常處於瀕臨斷炊的窘境。
廖文華表示,根據他掌握的資料,「台灣的慈善經費中,有60%善款流入宗教團體,其他的40%流向兒童、殘障、老人等公益團體,因為他們可愛、可憐、急迫,但社會對邊緣青少年的觀感卻是:『你好手好腳不學好,很可惡!』」 (相關報導: 弱勢關注》當毒品以即溶咖啡、糖果形式進入校園 誰來拉住向下沈淪的迷途少年? | 更多文章 )
對政治人物來說,青少年是沒有投票權的群族,很容易被忽略,不像照顧老人、殘障者有選票,照顧兒童也有父母的選票。淨耀法師表示,「政府的心態就是為了選票,萬事都沒選票來得實際,我做年金改革,不用我付錢,還會有選票,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政府需要政績鞏固選票。」這是他幾十年來一直在第一線推動青少年毒品防制的深切感觸。
即使資源不足,仍有不少民間公益團體從事青少年毒品矯治這樁吃力不討好的事,其中又以宗教團體佔多數,像是由牧師創辦的晨曦會、夢想之家,以及由法師辦的普賢慈海家園。
以淨耀法師開辦的普賢慈海家園為例,與法務部少年法院合作,專門收容經少年法庭判決需要接受感化教育的12-18歲青少年。談到投入這一領域的初衷,淨耀法師竟有一段與1997年「白曉燕命案」主犯陳進興互動的故事。
淨耀法師是陳進興的監所輔導員,他說,陳進興的母親遭性侵後未婚生子,之後遠嫁高雄,將陳進興留給二重埔的阿嬤撫養,阿嬤面對周遭的社會壓力,在教養上進退失據,常在人前斥責孫子,回頭又改口「只是罵給別人看」,因此陳進興「從小就在模糊的價值觀中長大」。陳進興曾對淨耀懺悔表示:「師父,人生如果能夠重新來過,我要好好讀書。」淨耀認為,如果陳進興年少時有人輔導他,說不定就不會有後續的偏差行為,「我就是受陳進興那句話的啟發,普賢慈海家園就是這樣來的」。
「他們沒救了」 企業主婉拒捐款
然而,直到淨耀投入青少年毒品矯治工作時,才發覺障礙竟然這麼多。依照法規,收容機構的居住空間坪數、周邊設備都有嚴格要求,擔心血氣方剛的孩子械鬥,院內床鋪均為一體成型,避免被拆解成鋼條,同時,院內人員即便是廚師,也都必須有專業證照,人事費用及各項支出負擔沉重,政府對收容青少年每人每月1萬8000元的補助根本不敷使用,官方卻只會兩手一攤表示「我也沒辦法」,淨耀只得想辦法募款支應每名孩子每月3萬2000元的額外開支,也忍不住抱怨,「專家學者訂定法律,空有理想卻不實際」。
淨耀也曾找上大企業主,希望能獲得捐助,但企業主多半有顧慮,認為「吸毒的沒有辦法救」。淨耀說,青少年被認為學壞、不值得同情,「大家認知要幫助的是老人、孤兒,但青少年更弱勢的,他們更沒有資源,而更生人、吸毒者則是弱勢中的弱勢」;加上更生人、吸毒者被逼急了可能會去燒殺擄掠、傷害別人,因此,對這些群體的關懷就更有其必要性。但是,因為成效無法立即顯現,企業主多半覺得「把資源放在這裡,就好像將錢丟到水裡一樣」。
此外,企業也覺得捐錢給他們,「危險性比較高」,若這些小孩出亂子,媒體報導後的負面效應,企業難以承受,不如乾脆不去觸碰。但淨耀表示,「正常的小孩在家都會吵嘴打架,何況他們?」要求感化中的孩子完全不出任何狀況,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淨耀法師在出家前,曾做過5年警政記者,對於媒體報導後的效應,再明白不過。「(孩子)一有狀況,媒體就來了,政府為保住烏紗帽,就來查我們;我們的經費要自己找,有事也要自己挑起來,有時真的覺得孤立無援」。
「我最擔心秘書長每個月拿財報給我看,要我簽字,告訴我這個月才進來幾千塊。」提到募款的困難,淨耀法師有苦說不出,某些公益團體可以讓受捐助的老人、小孩在媒體前曝光,引發大眾的關懷,但收容吸毒少年的民間團體卻不能把接受感化的孩子帶到記者會,「這種案子很麻煩,要保護個案所以不能曝光,但外面人知道的越少,募款就更難;只有嘴巴講一講就要人捐款,一般人總覺得沒有共鳴」;淨耀法師甚至因此開始勤練書法,拍賣墨寶籌錢,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毒品根絕難上難 政府怎麼做?
毒品的根絕是高度困難的工作,各國政府至今仍未找出一個徹底杜絕的辦法,許多國家甚至已對毒品妥協:加拿大將吸毒看成「個人特質」,為免吸毒者影響治安、觀光,乾脆由政府供給乾淨的吸毒房間,讓吸毒者在房間中「自生自滅」;英國由政府直接供給安非他命;美國拚了命的把毒犯丟到監獄,獄政經費已高過教育經費;台灣則提供替代海洛因的「美沙東」,意在避免共用針頭時染上愛滋;但這些做法都無法讓吸毒絕跡。 (相關報導: 弱勢關注》當毒品以即溶咖啡、糖果形式進入校園 誰來拉住向下沈淪的迷途少年? | 更多文章 )
面對這場曠日廢時的反毒戰爭,如果能在吸毒行為萌芽之初即展開救治,或許就多了一份勝算,因此,對於那些見不得光的吸毒青少年,政府與各界或許都該付出更多的關心與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