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眾媒體的普及性,政治溝通遂成為政黨競爭重要的訴求,再加上公民社會與審議式民主的崛起,使得公共政策的討論視為政治參與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內容。換言之,電視辯論已在台灣選舉過程中的焦點,其重要性與對選舉的影響,可從去年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與連勝文的電視辯論中得到深刻解釋。本次總統大選的辯論即將舉行,是否對選情造成影響,引發兩岸輿論的高度關注。
對於三組候選人而言,本次電視辯論的策略制訂,將受到選舉目標的設定、政黨政治文化、選舉中的所處的優劣地位以及個人特質等因素影響,從而出現迥異的戰略規劃與風格。
對於蔡英文而言,其目標在於追求選票極大化與立法院席次實質過半,意即民進黨的完全執政結果。因此,如何透過辯論動員中間選民或青年選票的熱情,同時催化因選情樂觀而不投票的綠營選民,應是民進黨主要的思維。由於民進黨是在野黨,在辯論立場上是訴諸變動現狀的持方,再加上蔡英文的問政形象較為保守理性,在面對政治溝通對象多為感性取向的選民時,接櫫價值理念或說明改變的理由應是最佳策略;這並不意味全然高舉抽象與空洞的意識形態,而是將價價值理念與台灣現狀具體經濟社會問題(如經濟發展、公平正義、族群融合、永續發展、環境發展等)相互結合,方能撼動人心。對於較為敏感的兩岸議題則採取守勢立場,咸信「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維持現狀」應是基本論調。
對於朱立倫而言,其目標在於拉近與蔡英文的差距,同時維繫立法院五十席的基本設定。因此如何喚起泛藍支持者的危機意識、拉動其投票誘因,並強化傳統理性的經濟選民與中間選民的認同為當務之急。但由於國民黨為執政黨角色,必須概括承受既有的執政包袱,再加上近期王如玄軍宅投資以及黨產引發的輿論爭議,使得朱立倫的策略設定顯得複雜。意即必須在國民黨的歷史遺緒、馬英九的執政現狀與未來的改革道路中取得平衡,無形之間限縮了辯論的戰略空間;一旦在這之間有所傾斜,將導致面面俱到卻都不討好的窘境。
在有限的選擇下,朱立倫或許可以採取較為積極主動的策略,一方面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檢證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的可行性與面臨的風險,針對國民黨的執政所遺留的重大問題,諸如貧富差距、轉型正義、資源分配、不當黨產等提出類似「建設性的改革」的論述,或許可以扭轉部分劣勢。事實上,朱立倫在參選國民黨主席的聲明中已有不少同質的訴求,重點在於朱本人是否願意與馬英九正面切割而已。
相對於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所遭遇的挑戰與限制,宋楚瑜則因其目標設定較為單純,再加上個人的表達能力與表演張力為三位人選中條件最優者。反而擁有較大的揮灑空間。對於親民黨而言,目前的政治目標就是在宋楚瑜個人聲望的助勢下,在區域立委與政黨票中達成席次最大化的可能,由於各項民調都顯示親民黨政黨票可望突破百分之五的門檻,因此錦上添花的意味就為濃厚。若以辯論的主軸而言,突出宋楚瑜從政的行政經歷與「省長模式」應為基本論調,在策略上將採取議題區隔的方式,在內政議題中拉民進黨打朱立倫,其後在外交與兩岸議題則將與國民黨聯手修理蔡英文,這個現象將在候選人交互詰的問過程中發酵。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辯論與政見發表最大的差異,在於論點的交鋒而非單向理念的闡述,此一功能將藉由候選人彼此之間的詰問以及公民團體的提問達成,這不僅考驗候選人對於各項政治議題與公共政策的熟悉度,更挑戰辯論者的機智與臨場反應。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除了辯論,下一個被蔡英文打破的「正常規矩」會是什麼?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中華辯論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