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主要是以勞工為主。當時從事基礎產業,比如製鐵或在礦坑工作的「魁梧強壯的無產階級」,尤其肩負勞工運動的重任。另一方面,佃農、農場工人與小型自耕農等農民階層,也扮演重要角色。
指導運動的是都市的知識階層。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作家、學生、記者等階層支援勞工或農民運動,他們出點子、勞動者行動、學生進行串聯之類的社會運動形式在這個時候成形。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學生」,並不單指年輕人,而是年輕的社會菁英。在大學升學率還不高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國家,大學生總抱有菁英意識與使命感。
在稍早前的發展中國家,不少年輕人從首都的最高學府畢業後,才二十幾歲就出任地方的副首長、警察署長;或者成為NGO的領袖,推動救濟貧民的工作。在教育還不普及的社會,人才匱乏,年輕的社會菁英於是很早就出人頭地。他們也許是村裡唯一考上大學的人,因此背負著鄉里的期待;有些人更是靠雙親變賣田產,才有錢上大學。所以不管日後是成為官員、NGO的領袖或學者,他們都有著肩負國家重任的想法。
大學生必須關心政治,因為勞工忙於每日的勞動,所以為了導正社會的不公不義,自己非得站出來不可。八○しろまる年代以前的韓國,或者六○しろまる年代安保鬥爭為止的日本社會,都存在這樣的菁英意識。
一是社會運動的道德主義。亦即知識份子與學生,必須為勞工與農民奉獻犧牲的想法。知識份子與學生應該意識到自己是倍受恩寵的菁英,勞工、農民則是被剝削的一方。所以他們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也要放棄菁英之路與享樂的欲望。
這種意識使得知識份子產生很大的熱情與幹勁。在高壓統治下從事社會運動或參與示威,他們有隨時被逮捕的覺悟。其實只要安分一點、不要搞怪,也能繼續保有特權,但他們卻毅然決然投入各種行動。而正因為自認是菁英,所以他們深信,只要自己投入行動,社會就一定會改變,只要自己上街頭,社會也會跟著動起來。苦惱於究竟要不要參與運動時,他們就閱讀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不斷深思。
近年來,不論是先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嘉年華式的示威抗議都變成主流;但是此前的運動則有道德主義的傾向。「全共鬥」運動的時代,似乎就存在著讚揚道德主義的風氣。
另一個風格則是先鋒黨之組織形態。這必須從革命前的俄羅斯談起。當時,革命陣營為了革命政黨是要採取大眾型政黨或先鋒黨而分裂 。
為什麼會出現先鋒黨這樣的想法?因為當時的俄羅斯處於高壓統治,且是發展中國家。民眾沒有政治與言論自由,而大部分的農民或勞動者都是文盲。不管再怎麼溫和的運動方式,也會遭到鎮壓,警方的間諜更可能混入運動組織。
先鋒黨的想法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產生。其內涵大致如下:既然沒有言論與政治活動的自由,社會變革就必須透過非法手段或武力來推動。這並非普通人能做到的,因此黨必須由少數菁英組成,並且適時地指導運動。思想武裝不夠的人不能入黨,而為了防止間諜滲透,所以必須進行嚴格的入黨審查。此外,為了在高壓統治下推展地下活動,黨員必須服從黨中央的指令,先鋒黨非得是紀律嚴明的團體不可。黨並且可以在訊問之後,開除不服從黨中央指令的成員。
先鋒黨與道德主義結合之下,運動就會產生以下狀況。作為菁英的知識份子與學生,背負著改變社會的使命,因此他們必須加入先鋒黨,為勞工、農民奉獻犧牲。而為了達成使命,他們得放棄個人的生活,遵守黨中央的指令,成為優秀的黨員。對此產生質疑的,就會被指責是勞動者的敵人,或被視為尚未拋棄資產階級的習氣。
以結果論來說,這樣的方針適合當時的俄羅斯,至少主張先鋒黨這種組織形態的列寧等人,贏得革命成功的果實,且結合馬克思與列寧思想的「馬列主義」的影響力更擴及全世界。
另一方面,在西歐則是採取大眾型政黨路線的工黨取得政權。這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透過大型工會集結黨員,希冀於選舉中獲取多數席次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此路線背後的邏輯是,若人民有言論自由及參政權,教育也普及,這種運動就有可能成功。
從結果來看,以先鋒黨的組織形態,達成革命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前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形成很堅實的力量,成功地吸引民眾的支持。在這些國家,有不少領袖在獨立後仍身穿軍服。
而在西歐,依循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取得政權的工黨,在執政之後逐步制訂保障勞工權益的相關規定與福利政策,到了一九六○しろまる年代之後,勞工終於開始享受安定的生活,他們持續地把票投給工黨,而激烈的社會運動方式則銷聲匿跡。
彷彿是接棒一般,後來被稱為「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運動,在一九六○しろまる到七○しろまる年代開始嶄露頭角。這些是屬於晚期工業社會的運動。
到了晚期工業社會,勞工的生活大致已獲得提升,他們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動社會運動,有事就拜託他們的代理人──工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整體變得富裕,高中或大學的升學率也跟著上升,大學生不再有過往的菁英意識,基於使命感而發動的社會運動也銷聲匿跡。
如第一章所述,生活形態與生命週期的均質化,是工業社會的特徵,學校生活止於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畢業後出社會,在三十歲之前結婚,然後生兩個小孩,之後則貸款買房子......
他們呼喊著「推翻體制」,但這不是指奪取政權,而是追求廣義的「自由」。在這個共通理念之下,有時候因為工業發展而蒙受環境破壞之苦的人們,與要求平等權利的少數民族就會串聯起來。
於六○しろまる年代,以年輕人、女性階層為中心的社會運動,代議民主制常常成為批判的對象,運動一方則以「直接行動」進行訴求,因為他們是不可能在議會取得多數的少數派。
當時社會上的多數派,在經濟條件變得優裕後,開始對政治冷感,議會政治反映的就是這些多數派的投票結果,苦悶的年輕人與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既不可能成為社會上的多數派,也無法取得議會的多數席次。在早期,就連反越戰也只是美國一小部分人的意見。
為了要在這樣的局面下提出異議、喚醒更多人關注,議會民主制之外的直接行動開始受到重視。其形態大多為遊行或靜坐等非暴力行動,或訴求自由的音樂與文化活動,但也有部分社會運動逐步演變成恐怖主義行動。新社會運動就這樣展現了,與過往的勞工運動完全不一樣的面貌,比起在議會中通過相關法案等戰略,行為者重視的反倒是展現自我,所以就有學者把重視自我表現視為「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新社會運動的重要前提是年輕人與女性的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具有一致性的整體。
根據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意指青春期的字彙「adolescence」,是出自一本一九○しろまる四年出版的心理學專書的書名;當時它僅被當成專業術語,不為一般日常使用。而「teenager」也是一九四○しろまる年以後才出現在美國的新字彙,在日本也有類似情形。在一九五四年時日本學者就寫道,「日本並不存在『青春期』」、「並不存在小孩與大人之間的過渡期」。
當然也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研究都指出「小孩」或「年輕人」的定義並不明確,而這可能來自於以下兩個因素。
第一,在近代化以前的社會,只要能勝任工作或者完成「元服」儀式,就馬上會被當成大人對待,所以並不存在過渡時期。《忠臣藏》裡的大石主稅,才剛完成「元服」儀式不久,年僅十四歲的他就擔任夜襲仇家的後門部隊隊長。身形已是大人,但尚未獨立生活,未來的走向也還不明確,是中高等教育普及後才出現的現象,因此學生往往變成「年輕人」的代名詞。
另一個原因是,在過去,身分與階級差異比年齡的分別來得重要。就算年齡相仿,以前的人也不會把年輕農民與大戶人家的少爺,一起放在「年輕人」這個框架理解;畢竟他們的文化、煩惱既不相同,經歷與所思所想也有所差異。同理,以前的人也不習慣把農家的女主人,和有佣人隨侍在側的「貴夫人」置於「女性」這個框架。
然而,到了後期工業化社會,情況開始有了變化。階級差異在表面上越來越難分辨,但世代差異卻越來越明顯。大眾消費文化在汽車、音樂、服裝等工業成品的大量生產下普及,年輕世代的生活與文化越來越趨於一致,再加上升學率提高,年輕人等同於學生,他們開車、聽流行音樂、穿牛仔褲的印象就此成形。
於是,年輕人開始被視為是擁有特殊文化、獨立於大人之外的存在。他們以新的發想使用工業社會的各種新產品,追求自由、反抗落伍的大人。不管是什麼時代,年輕人總是很快地接受新事物;而衣服、汽車與唱片等工業製品,剛好就是那個時代的「新事物」。
升學率上升意味著,繼承家業(農或商)的年輕人減少了;換言之,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摸索未來、困惑於「認同」的問題。在近代化初期,這本來是有錢人家公子才有的經驗,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已經變成普遍的現象。於是,年輕人等同於摸索著未來、困惑於認同的人的想法,就在人們心中扎根。
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女性身上。女性意味著生活在都市的年輕女性,或者專心致力於養兒育女與家務的都市主婦,這樣的圖像也於此時成形。她們的生活已經不再困頓,所面臨的毋寧是僵化的性別分工,比如在主婦生活中無法得到自我實現,感到空虛等問題。
之前我已提到,生活形態與生命週期的均質化是工業社會的特徵,而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與女性的運動,正是為了反抗這種社會現象。不過,「年輕人」、「女性」這樣的分類,其實也是工業社會結構的產物。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年輕人都是學生,他們也未必都聽流行音樂。直到一九六○しろまる年代末期,日本的大學升學率都只有兩成;即使到了八○しろまる年代,也才上升到三成多。另一方面,日本雖被稱為終身雇用的社會,但任職於得以提供終身雇用的大企業之就業人口,在一九七○しろまる年也僅佔總就業人口的一成多,其餘則受雇於中小企業,或者從事農林漁牧與自營業。當然,丈夫的工作穩定且薪水得以負擔整個家庭支出,所以不用出門工作、只要專心當個家庭主婦的女性也屬少數。
即便實情是如此,但那是一個升學率逐漸攀升、經濟漸次成長,人人競相購買最新款汽車與音樂的時代,因此人們總覺得農人早晚會變成上班族;年輕人都會上大學,他們聽著音樂,穿著牛仔褲。
女性也是一樣的狀況。「職業婦女」只是少數的例外,「女性」的代表就是主婦,這種認知也在這個時候成形。
人們之所以普遍擁有這樣的認知,部分是來自於中央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在各媒體總部工作或發言的人,多是擁有大學學歷的高所得者,幾乎沒有農民或自營業者。他們的家人多是全職主婦或學生,自己的同學也都是被終身雇用的上班族,同事中只有少數的「職業婦女」,所以深信社會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而這樣的印象透過大眾傳媒擴散開來。
然而,進入後工業社會後,上述的社會運動即開始弱化。
最主要的原因是「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經無法成立。若在初期工業社會,說到勞工,人們腦中浮現的是粗壯的煤礦工人或工廠工人;到了晚期工業社會,浮現的則是穿著西裝的上班族,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關心哪些事物等並不難想像。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晚期工業社會的「年輕人」或「女性」。一提到「年輕人」,人們直接聯想到的就是學生,他們聽音樂、穿牛仔褲,尋求自由。而說到「女性」,腦中浮現的不外乎年輕女性或家庭主婦,他們為了被強加在身上的性別角色而苦惱。如果這些具體的形象可以浮現,就不難了解以何種議題、以何種方式運動,比較能引發共鳴。
但是來到後工業社會,這些狀況將無法成立。此前,三十歲世代的女性通常可以直接與「主婦」劃上等號,少數的例外則是「職業婦女」。人們認為只有年輕人,特別是在學中的年輕人,才會對於未來或認同感到茫然失措,不過這一切在畢業、結婚之後都會穩定下來。
但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上述的狀況不復在。對於換工作、離婚的煩憂,甚至是未來、戀愛、認同問題的困惑,完全不會因為年歲的增長而減少,這種現象被稱為「青春期的延長」。此外,過去象徵年輕人的牛仔褲及音樂,在如今已經不分年齡層,變成多樣的選擇之一。
事若至此,類似六○しろまる年代的「年輕人的反抗」將無法成立。六○しろまる年代的年輕人討厭穿西裝、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他們希望可以永遠過著穿牛仔褲的生活,所以呼喊「自由」。自由的時間只剩現在,出社會或結婚後,他們將失去自由,這個意識尤其趨動他們投入反抗。
但是到了後工業化社會,不管是穿著或時間利用都比以前自由,因此有越來越多領域無法適用上述的反抗邏輯;反倒有不少年輕人,開始羨慕上班族的穩定生活。
因此,以「女性」或「少數群體」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遭遇瓶頸。如第一章所述,約莫從七○しろまる年代的石油危機開始,歐美的製造業所佔比例即逐漸下滑,社會結構開始過渡到後工業社會。到了八○しろまる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就遭遇既有的「女性」圖像無法成立的狀況。
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在一些描寫居住於市郊的家庭主婦,生活雖無罣礙但內心空虛的著作之推波助瀾下,於一九六○しろまる年代如火如荼地展開。但到了八○しろまる年代,黑人與移民女性開始質疑傳統社會運動中的女性圖像,與他們面臨的困境有很大的差異,他們批判這種運動充其量只是「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
一九八五年的美國,二十到二十一歲的白人女性中,「未婚媽媽」不到四%。但是,二十到二十一歲的西班牙裔女性中,卻有一○しろまる%未婚生子;在黑人女性中,更高達三三%。同樣是女性,但他們面臨的問題卻迥然不同,對住在貧民區、從事「麥式工作」,隨時處於男性暴力與意外懷孕等威脅下的女性來說,把既有的女性主義運動視為「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也是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黑人之中也開始出現菁英人士,六○しろまる年代公民權運動的前提是立基於「黑人」都面臨相同處境,但如今狀況已經有所改變,同為黑人也未必遭遇相同的問題。不只是「勞動者」,連「女性」或「黑人」這樣的分類都變得無法成立。
因為「階級」、「女性」這些分類已經站不住腳,所以「我的不幸是因為我出身勞工階級」的意識就無法維持,比如女性可能會這樣想,「同樣是女人,也有人成功,所以我的失敗是自己的問題」,也就是把責任歸在自己身上。人們把原因歸結於不擅於處世等心理層面,而不認為和社會結構有關,他們閱讀各種實用的工具書或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尋求解套;卻不認為勞工或女性的社會運動與自己有關,這種個人化的趨勢越來越普遍。
從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出身家庭的經濟狀況,明顯地影響個人的學歷成就與就業;而且女性不管是在收入或地位的確處於弱勢。然而,代表「勞工」、「女性」的圖像越來越模糊後,將很難察覺真實的處境。晚期工業社會中,「女性」的圖像變得單一,農村女性並未被包含在內;來到後工業社會,則更進一步崩解,只剩下「個人」。
如此一來,社會運動就變得很難推展。「我們是勞工」、「我們是女性」的連帶意識無法成立。人們變得「自由」,我群意識難以維繫,陷入一種難以整合的狀況。在後工業社會裡,不只家庭與政治失去統整性而陷入不穩定,連社會運動也面臨相同的困境。
針對上述的社會狀況有各種學術研究,其中,德國的貝克(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
在現代社會,不論是就業、家庭、教育都失去穩定性,社會充斥著不安;政府與專家失去威信,前景難料。越來越多人具有風險的意識,風險無法單純地以危險或安全區分,為精神病所惱的人變多了,心理學亦成為顯學,貝克把這樣的狀態稱為風險社會。
貝克強調風險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階級這個概念已經失去意義。在當代社會,即使是特權階層也無法保證「絕對沒問題」,他們背負著離婚、解約、落選、凋零等風險。但同時間,只要處理好風險問題,也許就能出人頭地往上爬的想法,則是超越貧富貴賤的共識。
雖然貝克也承認,有錢人消息比較靈通且握有資金,所以比較能取得安全的食物。但前景難料之風險的增加,並不限於貧窮階層,這一點應該不少人有同感吧。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如何改變社會》一書;作者小熊英二1962年生於東京,198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之後曾在出版社工作,1998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課程修畢,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