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剛獲悉這一消息,我的心情有些複雜。當然,第一反應是興奮,為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感到高興。第二反應則是,就他們的貢獻而言,無論是屠呦呦,還是同時獲獎的愛爾蘭醫學家威廉‧坎貝爾和日本學者大村智,這三位科學家,其實完全有資格順帶拿下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惠及全人類。
(圖:諾貝爾獎獲得者屠呦呦)
現代醫學的昌明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福祉,甚至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軌跡。在過去,因為疾病而導致的死亡稀鬆平常,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不管你是6歲還是60歲,只要染上疾病,就得聽天由命。當身體如常,一切都似乎順順利利。忽然有一天運氣不好,你我就會一病不起,就像一個夢遊症患者跌下高崖。而今情況大不一樣。生老病死依然不可避免,但是在醫學的幫助下,我們的生命曲線變得光滑平緩,不再像從前那樣懸崖陡壁。
如今,那些肆虐千年的各種傳染病,其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人類開發出了青蒿素、阿維菌素之類的藥物或殺蟲劑。它們要麼大幅減少了病人(尤其是兒童)的死亡風險,要麼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環境。據世衛組織在不久前發佈的《2015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從1990年到現在,全球兒童死亡率從90/每千人下降為46人/每千人,就得益於包括瘧疾、腹瀉等傳染病症的防治工作。顯然,這一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屠呦呦、威廉‧坎貝爾和大村智的傑出貢獻。
坦白地說,我沒有想到獲獎的是他們三人。在此之前,我曾經私下裡猜測,基因編輯技術、癌症免疫療法和表觀遺傳學的首創者可能會成為熱門人選。畢竟,現在什麼都講高精尖。但是我不得不承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抉擇十分正確,非常有意義。
然而,我對諾獎的第三重反應卻來得有些消極。
作為一個藥學專業的學生,早在20多年前,我就聽慣了青蒿素的故事。記得剛開學,教我們藥事管理的副校長在課堂上坦率地講,1949年以後,甚至更早以來,中國自主創新的新藥,嚴格來說就只有青蒿素這一個。所以每當我看到青蒿素這個詞,聯想到的往往不是榮譽,而是恥辱。在這種感覺的支配下,幾乎是下意識地,我不認為青蒿素是多麼了不起的東西。事實上,當年的我震驚之餘,甚至沒有去想,這個藥的發明人是誰。當我投身製藥這個行當,發現大多數同行也沒有把青蒿素看得很重要。
我想,假如不是幾年前媒體報導,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之譽的拉斯克獎頒給了一個中國科學家,有多少人知道青蒿素?又有多少人知道屠呦呦?
在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年代,個人得不到尊重,相應地,創新者以及他們的創新,都得不到尊重。「青蒿素協作組」、「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瘧藥合作組」之類的名稱不僅徹底抹殺了個人的創造激情,葬送了青蒿素的專利保護,還埋下了研究者內部紛爭的禍根。而今,當市儈與投機成為中國的精神,大量的山寨藥、仿製藥充斥市場,創新依舊看不到出路。這就是無人知道青蒿素,無人看重屠呦呦的主要原因。要知道,時至今日,屠呦呦還不是中科院院士。
假如你看過中國的新藥審批辦法就會明白,創新根本不在政府部門的鼓勵之列。由於數十年來整個藥業都在圍繞著仿製藥做文章,所謂新藥審批其實就是山寨品的審批。標準、流程、審評人員,都傾向遲緩和保守。更要命的是,既然大家都在山寨,到底讓甲通過還是讓乙過?大有操作的空間。
還記得因貪瀆而判死刑的鄭筱萸嗎?此君在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的期間,一年可以讓10000種「新藥」上市。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他來我所在單位視察的那幾天,正是萬艾可上市的時間,不出一個月,就有人拎著半塑料袋的白色粉末來到開發部,兜售萬艾可的仿製品。據我所知,鄭筱萸被捕後的一段時間,全國大大小小製藥企業的所謂產品開發部休息了不少日子。這讓我這個早已脫離藥業的人還會時不時地幻想,如果有一天,國家藥品認證管理中心對面的那些個酒店不再住滿了形形色色的人,中國的新藥才不會只有青蒿素。
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一套鼓勵創新、尊重創新的透明機制,屠呦呦也就只是偶然和例外。或許現實已是如此,必將如此。
兩三個月後,我想就沒有幾個人再記得她的名字——儘管這個名字的意義勝過莫言百倍。
(圖:20世紀50年代,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的屠呦呦與老師樓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藥。)
(本文原標題《青蒿素:榮耀與恥辱》,原刊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賈嘉。本文由騰訊《大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