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生命消逝了,台灣社會的暴風浪卻才開始。
藝人楊又穎之死,竟然牽動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對立,這不只是實體與虛擬世界的戰爭,也不只是世代之爭,更不只是新舊媒體之爭,當然更不只是既得利益與無產者之爭,很奇妙的,網路這個虛擬世界,卻承載了台灣「恐懼的總和」,所有的積怨都在此刻爆發。
這是一場混戰,從太陽花運動、到台北市長選舉,都成了網路的原罪,原來只是不同政治立場的對立,現在卻結合了對網路的恐懼,潛台詞是,「你看,害死人了吧」!不分良窳,將網路世界打成蛇鼠一窩。
台灣有千萬人上網,但是這麼多網民的地位妾身未明,如果網路和實體世界可以截然二分,那麼,自居上流的實體世界,對他們心目中想像的網民,顯然是持著降尊紆貴的態度;在這一次戰爭中,所有過於簡化的兩元對立,都隱涵著高下之別,網路世界是盲動的,不成熟的,膚淺的、民粹的。然而,台灣的盲動並非網路時代才開始的;台灣媒體很早就膚淺化了;阮玲玉80年前留下「人言可畏」黯然離世時,網路連影子都還沒有。
「匿名網軍」成了惡貫滿盈的罪人,然而,只要不傷害別人、只要網路可以追蹤,「匿名」何罪之有,就如美國最高法院所說,「儘管讀者及大眾對藝術作品的創作者懷著好奇心及興趣,但作者通常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暴露其真實身分。」對最高法院而言,匿名是言論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就個人而言,如果有人在網路上有個第二人生,如果有人認定網路才是真實世界,對不起,那當然是個人自由,不干別人的事。
網路就像人類所有的科技一樣,其實是中性的,只要人性有善有惡,網路就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正因為網路帶來太大的解放,即使那些痛恨網路的人,恐怕也無法忍受沒有網路的日子;網路對人類的解放,不只是資訊的無遠弗屆而已,哲學大師安伯托.艾可曾有這樣的疑問,「如果網路已經存在,猶太人大屠殺有可能發生嗎?」他以曾被伊朗宗教領袖柯梅尼下令追殺的《魔鬼詩篇》一書為例,在過去,一本書只要被宗教勢力判了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可以逃過查禁,作者一定被處以火刑,然而在我們織成的通訊世界中,不但魯西迪活下來,他的書也沒有消失。
博學的艾可舉出羅馬人想出來的「記錄抹煞之刑」,他們的作法是,一個人被長老院通過票決確定判「記錄抹煞之刑」後,這個人在公文書上的名字全被刪除,雕像消失,徹底的在死後被人遺忘;後世的史達林整肅政敵之後,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將他們從照片上抹除;然而,在網路時代,要如此乾乾淨淨的抺煞所有記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對很多人而言,這並非福祉,芸芸眾生都被織進網路這張大網,不論他(她)願不願意,和「記錄抹煞之刑」相反的罪刑是「無法被遺忘」之刑,年少時一個無心之過,被冤屈的前塵往事,網路都不分輕重的封存,這樣不請自來的資料即使靜靜的躺在浩瀚網路的角落,我們的人生就面臨著惘惘的威脅。
如果說歷史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看起來網路也是在記憶與遺忘中掙扎,然而,不論我們要記憶什?要遺忘什麼?最終仍然必須由個人決定,如果容許政府插手,由政府決定何者適宜、合者不適宜,那麼1984很快就來了。前一陣子的臉書刪露乳照風波,讓我們驚覺,我們離「記錄抹煞之刑」的世界,其實還不夠遠。
在《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一書中,作者Christian Caryl提到,中國在1978年出現民主牆,在不習於民主的中國,民主上的大字報優劣都有,但有趣的是,品質最好的大字報會留下來,那是一個民主機會尚未被抹煞的時刻,等到中國官方出手,就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網路就是一個最大型的自由世界,在這個無遠弗屆的大世界中,善惡好壞交陳,但只有經過自由的互動討論,我們才可能從沙中瀝出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