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須無條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應該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擁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到時候,沒有法律應該容讓民主進程流產。」 —— 李光耀,1955年
近幾年有關李光耀的訪談錄、回憶錄接二連三地面世,層迭起來幾近兩尺,英文原版大部分由「國家喉舌」海峽時報出版社主理,中文版則在各地有不同版本。如果《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出版)可以被視為這位當時年近九旬的建國之父跟年輕世代辯論核心國策,那麼《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2011年出版)要辯論的更是核心的核心 —— 語言從來都不只是一種技能,更是國家建構之本。此外,為開國元勛「造像」自是不可或缺。
李光耀辯才無礙,沒有太多人會質疑。不過如果有讀者期望可以透過訪談錄去跟他認真地神交論道,難免失望。《硬道理》厚逾四百頁,負責採訪的大都是比較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李光耀對所有問題都斬釘截鐵,毫無避忌虛飾,關鍵是大家期待《海峽時報》的記者可以問得有多尖銳、到位?他們都觸及到讀者正在磨拳擦掌的課題,卻幾乎都不會用犀利的問題去詰問要害所在。記者會問「行動黨能否屹立不倒?」,李光耀說人民行動黨不怕被替代,因為反對派根本就沒有政治人才。支持者讚賞他瀟灑自信也好批評者不屑他尖酸辛辣也好,反正記者就不會捧著羅兆強的《白色風暴:新加坡的新仇舊怨》(2010年出版)去請李光耀逐一交待,半個世紀以來那一大批政治異見者怎麼入罪、下場如何?記者問他「很多人說,他們害怕人民行動黨。這裏有讓人恐懼的氛圍,對異議的鎮壓等等。」李光耀反問:「不對,不對。你害怕嗎?」記者馬上稀釋:「既然我在問你這個問題,顯然我不害怕。」李光耀咄咄追問:「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你有什麼好怕?」記者當然不敢直截了當地質問他,選舉時的選票編號措施,事實上算不算記名投票?而這種「讓人恐懼的氛圍」,跟人自信不自信有什麼關係?
新聞工作者理應知道什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吧?我不肯定新加坡的新聞工作者對捍衛這種自由有多執著,但相信當中沒幾位會忘記Singapore Herald和Eastern Sun在1971年是怎樣被政府關門大吉 —— 罪名是「不明外國勢力介入」。有關回憶李光耀,最令我興奮的新書其實是去年出版的LKY: Political Cartoons,新加坡政治諷刺卡通大師Morgan Chua四十多年來的傑作選集。當年Singapore Herald被禁,據說就跟Morgan Chua的卡通有關;他在翌年發表的一張名作(也有編入LKY),恰好以香港傳媒為題:李光耀在香港的紅燈區落荒而逃,衣履不全的他邊跑邊埋怨這裏的傳媒「無王管」,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根本沒有人在嘗試建構一個國家。」
對李光耀而言,有甚麼比國家建構更重要?又有什麼比國家建構被受威脅更讓人恐懼?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後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從在位超過31年的總理職務卸任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部隊在哥打丁宜舉行聯合軍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開始就用這個擲地有聲的故事提醒年輕一代,這個被受列強唬嚇的蕞薾小島,能不時刻戒慎恐懼?新加坡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按2010年數字,新加坡人均軍事開支全球第四),優越的經濟,否則何以屹立?這種意識形態幾乎貫串了他所有的訪談錄、回憶錄。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厚逾1,500頁的結論是以希臘、雅典城邦模擬今天的新加坡:偉大如希臘、雅典,終也逃不過慘遭洗劫滅絕,難道新加坡就沒有消失的可能?心須堅持經濟進步、社會和諧、唯才是用,那種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減少。於是,政府制度、政策、行為的方方面面都因應國家建構這使命來篩選,民主制度和新聞、言論自由也不得倖免。
《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書中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
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擇善固執的朋友,固然視李光耀不少政策、行為為獨裁者之舉而齒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觀察家承認他的治國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對失效頻頻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豎起一面「照妖鏡」(例如美國The World Post的主編Nathan Gardels) —— 不採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個亮耀全球的經濟奇蹟?今天在經濟上百病纏身的是西方列強還是新加坡?目光短淺唯利是圖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當中的多,還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辯解也許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但這些人都不願參加西式民主當中那些風高浪急陰險偽善的競選,那僅能選出只懂得擺姿態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設計令這些優才得以順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選區制),否則早就淪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務》接受主編Fareed Zakaria訪問時發表經典的「文化命定論」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應該是亞洲/華人的必然選擇,激發的學術辯論歷久彌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實實在在的成就證明,西式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在這裏難稱「普世」,「亞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勝場各取所需的態勢。
讀者不難意會Zakaria其實在用滿有同情理解的方法去進行那次訪談,讓李光耀得以從容地高談闊論他的「亞洲模式」(反而是李光耀的言談有點過度好勇鬥狠)。像Zakaria、Gardels這類西方知識分子並不罕見,當你對世界的這一邊愛之深責之切,就想去世界的另一邊尋找睿智,李光耀是熱門人選,因為他想到、敢言、成事。普立茲新聞獎得主Tom Plate在訪談錄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2010年初版)更嘗試用政治哲學大師Isaiah Berlin有關狐狸與刺蝟的寓言去定義李光耀:他可以對老百姓的政治、社會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設想周到」,在波譎雲詭的冷戰當中游刃求生,狐狸的諸般聰明表露無遺;抑或,千頭萬緒還不過是為了國家建構和安全,專心致志一如刺蝟?在政治領導上,他的信念則近似柏拉圖主張的「哲王」治國。李光耀也坦言,與其奢談一人一票的純潔,他只對行得通的、成功率高的、在此時此處能夠獲得最好(here-and-now, the best-we-can-get)的方法感興趣。雖然一直自稱自己對政治哲學不感興趣,但讀《去問李光耀》(2013年出版),你可以聽到李光耀向馬基維利致敬:
「在被敬愛和畏懼之間,我一向相信馬基維利是對的。如果沒有人怕我,我就沒有任何意義。......至於群眾在不同時刻怎麼看待我,我認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對,只要我知道這是對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職責是在下一次選舉前,確保有充分表現,向人民顯示,我可以讓他們轉過來支持我。」
李光耀: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須無條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應該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擁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
大家當然可以拿民眾的一些怨言大做文章(例如近年的房價、新移民問題,2011年大選的得票率新低,等等),去想像新加坡領導人其實面對這樣那樣的威脅。可是,立國以來新加坡何曾不是面對種種威脅?但威脅產生「畏懼」,「畏懼」令群眾「團結」,新加坡領導人不因威脅而選擇隨波逐流,而是藉「團結」去行使權力,改善劣勢,這也許正是The 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2015年出版)告訴讀者「李光耀思想」的吊詭之處。因為第二次工業改革成績欠佳,行動黨在1991年大選得票率低落,跟2011年的一次其實分別不大,但1997年大選不是強勢回升嗎?1998年民調雖然發現近五成民眾埋怨政府施政前沒有徵詢民意,只有不足三成民眾認為政府能夠接受批評,但信任政府治國能力的卻高達九成,三年後2001年大選行動黨的得票率更創造三十年來新高。過去十多年來多項民調都發現,受訪者認為「作為新加坡人很自豪」的比率大多高至九成以上,2010年的一次是97%。
20年前「文化命定論」一刊出,後來成為南韓總統的金大中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務》撰文反駁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國的約翰洛克提出社會契約論早二千年,中國的孟子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雙語之路》李光耀說:從政治選票的立場而言,要輕取最多數支持,只要以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就可以了,但這樣國家會分裂,也難以令小城邦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因此他堅持雙語政策,「雖千萬人,吾往矣」。李光耀堅信自己向來都以民眾和社稷為重,他的思想中壓根兒就不包括「聞誅一夫紂矣」的畏懼。與此同時,他也從來沒有誇稱自己建立了柏拉圖式的烏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說法;半個世紀以來大部分時間經濟高速增長,政治穩定,社會衝突不多,民眾認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為新加坡小城邦建構的此時此處此模樣。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亞洲朋友對李光耀不以為然,是從民本主義出發,而不是洛克的社約論思想,那麼用工具理性去檢討李光耀的民本主義成績表,平心而論,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還是大家捫心自問,有多少民眾願意放棄(至少犧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績表,來換取社約論強調的天賦人權(民主的內在價值)、政權民授(民主的程序公義)?
看看篇首的說話,作為英殖治下一位反對派領袖,32歲的李光耀何嘗不也曾經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讀他那一疊訪談錄、回憶錄,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樣變成後來的李光耀。但也許更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認為他應該堅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實是遺憾他不夠「柏拉圖」,甚至還不夠「馬基維利」?
責編: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