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登場,勞資兩方再次交火拔河。這是國內三不五時就要上演的勞資拔河,未來則是「排定」每年固定要上演一次的勞資戰爭。其實類似戰爭不少,某個角度而言都可視為「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戰爭」。
基本工資是近百年前國際勞工組織就提出「訂定最低工資公約」,之後大部份國家都有訂出基本工資;其目的當然是為了保障弱勢勞工基本生活所需─而且是保障家庭而非勞工個人的基本生活。早在民國25年大陸時期的政府就有「最低工資法」,就已說明最低工資的標準為「成年工以維持其本身及親屬二人必要生活為準」白話文講其標準是維持3人家庭的溫飽;之後再改為「工人家庭成年男女各一人的生活費用為準」。
不過,經濟學家─當然也包括資方的企業界,總是對基本工資嘀咕不斷。他們認為工資就是由市場決定即可,勞資雙方根據勞動市場供需、工作產生的附加價值、企業的獲利能力等決定。以行政手段訂基本工資,表面上保障勞工權益,但卻犧牲了「邊際勞工」的工作權─那些只能領取到市場(或企業)能給或願意給的薪資,低於基本工資的勞工,將因此失去工作,有些則淪入地下,保障更差。最極端的自由市場信仰者則根本反對訂定基本工資。
社會學家及勞方的觀點完全不同;他們認為資方總是竭盡所能的壓低薪資、從中擠出利潤─簡單講就是「剝削」。因此一定要訂基本工資才能保障勞工,防止資本家攫取大部份的勞動利益。
這個爭執沒有確定的答案,正反案例都有。2年前美國幾個主要大城市大幅調升基本工資,當時有美國經濟學家在舊金山 FED 官網發表研究指出,觀點就是傳統的經濟學家看法─加薪造成成本上揚而減少雇用,邊際勞工被掃出市場生活變更困難。但西雅圖之前一口氣調高基本工資2倍,結果並未出現失業潮,傳統經濟理論顯然站不住腳。
但之後又有經濟學家的研究,分析西雅圖的經濟與產業情況的特色讓其保有高成長,其它地區未必如此。此外,以中國各城市最低工資的調漲而言,過去經濟好時每年是兩位數的調高,經濟放緩後,不僅調幅變少,原本有20幾個城市調漲基本工資,現在只剩下不到一半城市敢調高。
這個問題雙方永遠爭執不休,不會有標準答案,實況還是要視每個經濟體情況而定。以台灣而言,去年調漲5%後,基本工資大概是平均薪資的53%左右,相較大部份國家的45-50%,台灣的數字不算低了,加上去年已調,企業界今年顯然是「抵死不從」,不接受調高,還開出要政府先修一例一休、軍公教先調薪等條件;而且再次「威脅」政府,再調基本工資會造成企業倒閉、外移,勞工處境更慘。
如對比韓國情況,台灣的情況確實更尷尬與不堪。去年韓國的基本工資已經是台灣的一倍了,上月韓國政府又一口氣調高16%,以時薪而言是台幣200元(台灣是133元),月薪則約4.2萬(台灣是2萬元),而且還承諾3年後要調到時薪265元。韓國的中小企業協會調查說有55%成員說「會因此破產」。 (相關報導: 弘安觀點:年金之火後 十問蔡政府 | 更多文章 )
韓國這帖重藥下了後對勞工與經濟影響,尚待觀察;不過,這確實減弱企業界拒絕調漲的正當性,而且台灣有長期薪資停滯問題。
類似的爭議其實不少,例如對社會福利,經濟與社會學者永遠唱著不同的調調。社會學者基本上都是傾向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經濟學者則傾向減少福利的「消費性」支出、多作資本性的經濟建設投資,原因除了考慮政府財政外,也擔心影響工作與生產誘因。
經濟學家責怪社會學家只看分配問題,不談生產問題,是不務生產的「文青風」;社會學家指責經濟學家只看效益不談社會公平,無視底層民眾需要,「冷血」之極。前瞻軌道建設的爭議也是類似的理念在爭辯─支持者談最多的是南北均衡、拉近城鄉差距,屬於社會公平理念;反對者談的則是效益、自償性,認為不問效益只談公平,最後就是一堆爛攤子、財務黑洞─雖然充滿銅臭味,但算是務實之極。
不過,話說回來,大家把基本工資視為天大地大的事,很可能是過份放大了一點。據說,勞動部長說如果要她在這個位置「作久一點」,必須解決低薪資問題,因此要行政院支持其調升基本工資;企業則視調漲影響競爭力與生存的「生死關頭」。 (相關報導: 弘安觀點:年金之火後 十問蔡政府 | 更多文章 )
但事實上,調高基本工資,能夠受惠的本國勞工大概24萬人,另外則是41萬的外勞,對比千萬勞工而言,說因此會讓企業出現大量倒閉、出走潮是有誇張之嫌;至於勞動部視調高基本工資為「解決低薪問題」之途,也不全然正確─過去10年,國內基本工資調了2成,但實質薪資依然是號稱「倒退17年」,顯然如政府與企業無能改善競爭力、增加投資,薪資結構終是難以改善。調高基本工資只能是官員的「遮羞布」罷了,大部份勞工還是繼續活在高於基本工資的低薪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