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二二八充滿腦力激盪,大家不再只是行禮如儀的紀念及複誦悲慘故事,而是開始注意及要求轉型正義落實。例如文化部宣佈將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二二八受難家屬呼籲將蔣介石「去神格化」;蔡英文表示三月一日著手啓動「國家轉型正義調查報告」;中研院陳儀深發表《天猶未光》新書,對二二八真相及究責進一步探討;今年九十六歲的二二八歷史見證者、前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說「殺害台灣菁英的首謀變一代偉人,國家如何能轉型正義?」呂秀蓮也點名蔣介石、陳儀為雙元兇,劉雨卿、張慕陶、柯遠芬、彭孟緝為四大劊子手。雖然二二八的真相及究責天猶未光,但轉型正義的確已逐漸看到天光。
轉型正義的重要性在於,社會不能一直停留在二二八的悲情與辯論裡,讓受害家屬等不到真相及究責,讓各政黨各族群的極端派或正統派一直陷於對立,讓台灣理應擁有的國家精神(面臨國家重要時刻能一致對外的精神)寸步難行,讓威權統治的幽靈及象徵仍徘徊於民主時代並干擾民主運作(看看變成「完全在野」後的國民黨是如何的尊蔣崇蔣及利用民主反民主,沈溺於邏輯上所謂的「對立性謬誤」),讓新文化新制度無法順利展開(如司法制度及司法人員仍未脫除黨國色彩,大多數國人仍然相信「法院是國民黨開的」)。要結束這種分裂、對立,重建國家精神及新文化,一定要通過廿一世紀興起、效果極其正面的「轉型正義」過程。
表面看,處理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已經有了總統道歉、賠償、立碑、紀念、回復名譽,總算走上正確方向。但這不是轉型正義的核心。最有資格檢討此事的鍾逸人說,二二八事件造成族群對立,台灣菁英被殺害的首謀就是蔣介石,但歷史或國民教育都未把這點寫入,課本還在教學生「一代偉人,民族救星」,至今也還有很多學校立蔣銅像,讓學子價值錯亂,這是台灣轉型正義無法到位的原因。
另一位退休教師林瑞霞舉出現在學生仍對二二八無知的例子:某老師問學生為何二二八要放假,學生答:「紀念蔣總統。」某老師問學生二二八是什麼?學生答:「就是一堆暴民,暴動破壞社會秩序,所以被打死、槍斃活該!」老師問:「誰告訴你的?」答:「我們歷史老師!」林瑞霞因此質問:「為何七十週年了,還有不同政黨各自解讀?更有學子荒腔走板的認知?個人認為主要原因是:教育!」「由於台灣至今尚未建立主體性,導致我們孩子熟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八百壯士故事,卻不知二二八事件時台灣青年男生自發成立自衞隊、保土衛民,女生則包飯糰、成立救護隊包紮傷兵!許多人熟知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卻沒讀過潘木枝、高一生絕筆信!」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這樣的國民黨,還需要急救嗎? | 更多文章 )
鍾林二人談的都是轉型正義的核心問題:既要還原歷史真相,又要究責,把這些寫入歷史,教育後人。同時,鑒於轉型正義的爭議已經進入獨派團體拉扯、推倒蔣銅像,統派團體則在黑幫及中共國安部介入下動手攻擊、毆打獨派,政府更應趕快解決圍繞蔣介石衍生的各種衝突問題。也就是轉型正義的「究責、道歉、寬恕、和解」各階段必須儘快到位,結束「天猶未光」但已「逐漸看到天光」的那段混沌期。千萬不要讓好不容易觸及轉型正義核心的台灣,不只不能癒合傷痛及撕裂,反而因「黎明前最後的黑暗」而加重傷痛及撕裂。
如何解決圍繞蔣介石衍生的各種衝突問題?蔣介石必須為二二八大屠殺及白色恐怖負最大責任,已是史學界、民主運動人士及受害者共識。李登輝及馬英九以總統身分代表國家道歉,更「證明」了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主席及下令派兵赴台屠殺應負的最大責任(二十一師一下船就無分別的由北到南、到處開槍掃射;台北的張慕陶及高雄的彭孟緝更分頭進行屠殺及逮捕;陳儀、柯遠芬則持續加強分化、滲透(臥底)、升高各地衝突、安排半山檢舉、有計劃肅清台灣菁英及學生。這種跡近「種族清洗」的行動,沒有蔣介石的密令,絕對無人敢幹,也無法如此絲絲入扣。何況事後這些人都還「因功受賞」,顯示蔣介石嘉許他們「做得好」。)
被公認為廿世紀「四大殺人魔王」之一、在中國大陸及台灣都留下無數血債的蔣介石,竟然長期被國民黨神格化及歌頌,這除了是「元兇」與「幫兇」的關係外,不會有其他解釋。差別的只是,有部分國民黨人是死不悔改或執迷不悟,有部分是盲從黨國教育或人云亦云(反獨反台反昏頭),其他人則迫於黨內壓力而噤聲不語或言偽而辯。
當轉型正義時刻來到,當務之急就是蔣介石必須儘速「去神格化」,把他不該享有的中正紀念堂轉型,把各地蔣介石銅像通令撤除(讓獨派不必年年上演拉扯推倒銅像劇碼,引爆極獨極統衝突,不斷撕裂台灣)、各地中正路改名。然後,國民黨必須有相關人士或其後代出來,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認錯道歉,以嬴得受害者家屬及國人寬恕,取得最後和解,整個社會再在和解的氣氛中重新出發。
這也就是蔡英文在今年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說的:「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和解,而不是為了鬥爭。這是政府會堅持的原則。當所有人民能一起面對過去,整個國家才能一起走向未來。期許有一天,每當二二八來到時,就是國家最團結的時候。」
轉型正義以和解而不是以報復為目標,是廿一世紀的新趨勢。一次世界大戰後,轉型期正義是報復整個國家,凡爾賽和約做出極其苛刻決議,讓納粹黨得以在充滿挫折及反報復情緒的德國興起,重新引爆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後,轉型期正義轉向審判及處罰下台的政權,如紐倫堡大審、東京大審。其他如南歐、南美民主化後審判前軍事政權,前東歐民主化後審判前共黨政權都是。
與以上不同的是,路蒂·泰鐸在廿一世紀前夕推出的《轉型正義》一書,探討是否有其他代替懲罰的方式,亦可達成政治轉型與邁向正常法治社會。書中指出當代新的「歷史正義」,是透過追查過去罪惡的歷史,去「重建集體」(整個國家及社會),使後繼政府的究責具有糾正錯誤的意義,因而為新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礎;「接替的政府有義務調查及找出事實,使真相廣為人知,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還原真相,就能回應受害者對正義的要求,並促成國家(加害與受害雙方)和解。」(作者認為當代自由國家具有「自我理解」的重要特質,因而能達到上述救贖。)
建立正常的法治秩序及促成國家和解,比「以牙還牙」的懲罰報復更符合國家利益。這正是轉型正義的新方向。但《轉型正義》一書只談還原真相及法律轉型,幾年後南非的轉型正義則走得更遠;他們以赦免交換真相(加害者坦承犯行以獲得有條件赦免),以真相說服被害者寬恕,再以寬恕促成社會大和解。在「轉型正義」逐漸看到天光的此刻,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供了台灣無比珍貴的典範。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這樣的國民黨,還需要急救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