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上眼睛,不表示事件沒有發生;關掉電視,社會震驚依舊存在;那麼,除了震驚、恐懼、憤怒、焦慮...種種情緒之外,媒體還能提供什麼?
521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後,第一時間媒體報導犯案的鄭姓大學生是「遊民」、「醉漢」,結果他既不是遊民,酒測值只有0.04;確認他是在學生之後,接下來的問題:他有沒有參加太陽花學運?
事件發生的極短瞬間,媒體很難完整取得真實訊息,遑論揭露,然而,在新聞開始反覆重播之後的談話節目,各自站定「本位」,有主持人痛罵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和主播自殺「都凸顯馬政府的無能」,社會事件還是成了分藍分綠的政治扣應;還有主持人痛罵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彷彿太陽花學運還沒過去;當然,更有主持人與來賓繼續聲嘶力竭、唱作俱佳的痛罵兇嫌十惡不赦、喪心病狂,該處以「極刑」,恍若未覺即使這樣的高分貝可能為節目增加一丁點收視率,卻帶來社會更多暴戾之氣。
而所有對兇嫌犯案的動機、潛因都出於揣測,他到底有沒有心理或人格障礙,迄無專業醫師介入鑑定,都是出於媒體有限描述情狀的推斷,但推斷並非真相。
還記得311福島核災後,媒體曾經盛讚日本媒體的「節制自律」嗎?當社會有重大傷痛時,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歇斯底里的高分貝和血腥畫面,社會創傷症候群上不能再憑添「新聞憂鬱症」,媒體在傳播訊息的同時,即使很難分享關懷,也不能散佈仇恨與恐懼。
「不能只是讓傷痛抒發出來,而是要解釋這樣的不公不義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滋生,進而阻止在未來復發。」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斯克如是說(《斷臂上的花朵》),把「不公不義」換成悲劇,對受害者、加害者留一絲不忍之心,凡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處,不論是否同情。
台北做為亞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發生如此重大的殺人事件,徹夜新聞轟炸後,學者提出許多建議:不要渲染避免模仿效應、避免傷及無辜、避免二次傷害、避免誤導偵辦方向...,那媒體到底能做什麼?實在想不出來,就盡量做到上述所有的「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