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东瓯国的建立使温州民居进入自身的发展期。但随着和闽越国之间的战争和西汉朝廷的介入,东瓯国举国内附,官员和地方精英迁走后,人口锐减,只剩部分居于深山的山越遗民,民居技术和面貌变得停顿迟滞。汉代之后温州民居的发展演变也并不是按着自身的文化传承而进行的,它受历史上多次外来文化影响也曾有过大的变革和飞跃。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即在今平阳宋埠镇仙口村南设横屿船屯,它与温麻船屯(福建)、岭南番禺船屯(广州)一起,为东吴孙权江南三大造船基地。古代的造船业高度依靠木作技术,与民居的建造有一定的相通联系之处,官方引入的木作工场肯定极大地提高了温州一地的木作技术水平,也间接地佐证温州民居面貌会在这一时期有一个较大的跃升。温州本土文化在晋室南迁后面貌为之一新,至南北朝时温州境内土地得到大面积的开发,兴修水利,田园连片,谢灵运《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云:"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开。"描写了今乐清市白石山山麓地区的开发面貌,此时的温州已然"控制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这是温州经济、文化的第一次重要飞跃,在民居发展上也必然带来同样的影响。
南朝时士族官僚的住宅不再突出汉代的楼阁坞堡,而是趋向自然,向庄园、别墅等园林式住宅发展。象谢灵运在温州为永嘉太守,就在住处西堂创作了《登池上楼》诗,对山水、园林之美极尽描写。由此可见很多士族在这个时期对住宅建筑的追求带有园林化的倾向。而一般民宅,由于兄弟分居,故多为小型居室。象梁代徐勉的诫子书提到,他自己"内中逼促,无复房宇"。"慧日、十住等,既应营婚,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说明普通人家的住宅狭隘,有的甚至不能满足晚辈成家之需。
上述这些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革新对建筑的影响因年代久远,现在已失之于实例而仅能见于出土的文物,瑞安、平阳等地出土的瓯窑明器上有象征建筑的形象,间接反映了门阀制度下那一时期民居建筑的一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