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さんかく《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王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综合创新的马列著作出版史厚重力作
——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
■しかく陈长安
建党百年之际交稿,经严格审校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以下简称"《出版史》")终于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一百年零五年之际出版了。《出版史》图文并貌、资料翔实、史论结合、通俗易懂,是一部综合创新的马列主义著作出版史厚重力作,值得学界予以足够的关注。
出版史与理论的综合创新解答"中国奇迹",有力回击相关理论挑战。作者王东教授是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曾首倡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列宁学,并长期主张综合创新论。这些条件使得《出版史》出色地综合把握出版史和理论问题,实现综合创新,成为首部系统综合整体研究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的专著。《出版史》从理论高度综合把握出版史,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地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划分为"最早接触"(1896-1919)、"壮丽日出"(1919-1949)、"系统出版"(1949-1978)、"中国奇迹"(1978-2012)、"新气象"(2012年以来)五个阶段,总结各阶段的特点,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是从出版角度、理论高度回应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挑战。面对克拉科夫斯基的"民粹主义"论、"农民的社会主义"论,蓬佩奥等"暴政工具"论、"霸权工具"论等理论挑战,《出版史》自觉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的传播、出版及其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理论发展史在学理、道理、哲理上给出回应、澄清,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理有据。三是对重要著作出版作出理论概括和评价。举凡四次论争对第一个飞跃的传播意义、《资本论》手稿哲学意义的概括、列宁晚年文集及其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渊源等,都非常精彩。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三条路径综合创新论,坚定历史自信。作者以高度的学术使命感指出路径问题的理论挑战,包括:单一强调西方路径的"农民马克思主义"论,单一强调苏俄路径的"民主社会主义"论,单一强调日本路径的模仿复制日本论等。《出版史》第五章专门详细考查了三条路径的历史阶段、成因,并实事求是作出历史评价。十月革命前,因地理、文化、国情等原因,西方路径零星传入,苏俄路径多半处于潜在状态,日本路径发挥了突出作用。十月革命后,苏俄路径从潜到显,迅速发展,成为主导路径。这三条路径在建党前后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两次实现综合创新。这一基于史实、深具史识的三条路径两次综合创新论,是《出版史》的一大学术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例如,在早期传播中,《出版史》强调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其"亢慕义斋"首重德语原文的史实,以及以往忽视的《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译本作为专门译本在中国、东亚最早参考德文本的史实和传播、出版史地位。这条直译传播路径,随着历史考证版和原始手稿的利用,逐步发展为主流,很可能走向第三次综合创新。
世界视野、继往开来的三大系统综合创新论,寄予希望和使命。《出版史》在世界视野中考查马列著作的出版,在书末提出俄文版、历史考证版、中文版三大版本体系及其主导时期。尽管中文版系统单纯从文字形式上看并未超出前两个系统,但从思想主旨、社会功能上看却开创了以知行合一为主旨的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第三大版本系统。作者专门梳理了支撑第三大版本系统的专业队伍,实际上在历史比较中提出吸收外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三大系统综合创新论,寄予中国马列著作出版史以未来希望和使命。
当然,《出版史》也存在个别美中不足。例如,对马列著作原始手稿着力不够,对中文版系统更具体的编辑出版特色展开不多等。瑕不掩瑜,这些美中不足无损《出版史》综合创新的马列著作出版史厚重力作的地位,也将激励后来者加强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