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时间不记得了),我在鱼山校区图书馆前花园的路上,偶遇水产学院李爱杰教授。他不知从谁那里得知我正在编写学校《大事记》(1999年版),先是鼓励了几句,就提到水产学系发展不容易,经历了不少波折。他说了很多,但我印象深刻的是青岛解放前后水产学系到国立复旦大学借读一事。他说,由于这件事和当时形势搅合在一起,而被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致使他和几个同事同学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不得不反复交待,有的甚至遭到了迫害。说到激愤处,李先生眼里满含泪花,希望在学校《大事记》中能实事求是记载。我与李先生相识,但并不相熟。倘非遭遇不公和委屈,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位长者在一个不熟悉的晚辈面前,诉说心中块垒!这也是我至今对此事还留有印象的原因。
可惜的是,我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史学素养不高,未能把他那番话记录下来,形成历史资料,以致于现在要进一步弄清这件事,缺失了一份极可信而又珍贵的史料。每思及此,我都懊恼不已。虽然在1999年版《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根据已有史料,采信了借读一说,但限于体裁和篇幅,只记录了事件的主要环节,未予置评,故而影响力有限。随着学校修史的深入